成吉思汗时代的商业文明

作者:■见习记者 刘书艳

在蒙元帝国四面征战的过程中，成吉思汗依靠他简单的生存力量和道德信仰构建起他的帝国大厦，尽管这座大厦在其死后不到100年的时间之内轰然倒塌。今天的学者们对蒙元时代有不少正面的评价，但那些评价并没有超出农耕社会王朝更替的范围，他们对成吉思汗征服中的屠杀、把耕地变牧场等政策仍予以严厉的批评，认为蒙古统治者在社会政治领域带来的某些落后的影响是对宋代的逆转。但是如果我们跳出农耕文化来看蒙元时代，事实却不仅仅是那么简单。史学家们认为，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真正重商的朝代。

翻开中国经济思想史，便可以发现，西周以前中国思想史上重商思想很流行，但从西周开始逐渐被重农主义所取代，最终形成了“农为本、商为末”，重商为“本末倒置”的经济伦理观。到了元代重商思想重新开始盛行，成为元朝执政者的重要治国方略。“元代的商业政策与前代有所不同，至少在蒙古统治者的心目中没有贱商的观念，相反，从很多措施上可以看到，政府不仅重视商业，还保护商业，因而元代商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举国上下呈现出一片繁华景象”

成吉思汗的重商思想无疑推动了商业资本的发展，给中国社会的超常发展提供了契机。马克思谈到商业资本的历史作用时，认为商业资本本身产生不了新的生产方式，但对新的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

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西欧曾经出现过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作为反映当时商业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一种经济思想和政策体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因为毛泽东一句“只识弯弓射大雕”，人们认为成吉思汗只懂得在马背上打江山，其实，他是代表蒙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具有商业精神、提倡自由贸易、实行开放型经济政策的开明君主。他的重商思想和政策措施，对恢复和发展蒙古社会经济，促进东西方物资文化交流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重视商业

如果没有全球性的商业扩张恐怕也就没有今天的世界体系，在促进全球商业方面没有哪个民族能与蒙古人相比。在欧洲，自蒙古人入侵五十年以来，众多被孤立分隔在各自的小圈子里的文明融为了一体，有了统一的洲际交通、商业、技术和政治体系；在亚洲，中国传统的抑商政策被蒙古人彻底打破。

在蒙古帝国统治时期，蒙古地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百业俱兴，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波斯史家志费尼作过较详细的描述：“成吉思汗出现前，他们没有首领或君王。每一部落或两部落分散生活，彼此没有联合起来，时时发生战斗和冲突。他们有些人把抢劫、暴行、淫威和酒色看成豪勇和高尚的行为。契丹汗经常向他们强征硬索财物。他们穿的是狗皮和鼠皮，吃的是这些动物的肉和其他死去的东西。他们当中富有的标志是：他的马镫是铁制的，从而人们可以想象他们的其他奢侈品是什么样了。他们过着贫穷、困苦、不幸的日子，直到成吉思汗的大旗高举，他们才从艰苦转为富强，从地狱入天堂，从不毛的沙漠进入欢乐的宫殿，变长期的苦恼为恬静的愉快。”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威风凛凛的庇护下，蒙古人的境遇已从赤贫如洗变成丰衣足食。

成吉思汗特别重视发展商业。他认为商业是增加社会福利，增进人类和平的正当行业，尤其把对外贸易看作国家的“金麻绳”，在他的铁骑踏破欧亚大陆的时候，他更是把商业看作同世界各国友好交往、和睦相处的法宝。

成吉思汗作为牧民领袖，具有思维开放、向往知识、尊重人才的开明思想，这充分表现在他对商人的信任和肯定上。他认为，商人不是世人鄙视的对象，而应该是人们学习的楷模。1218年，当来蒙古经商的花剌子模商人返回时，成吉思汗命他的儿子、那颜、将官，各从自己的部属中抽调两三个人，让他们随那队商人去算端的国土，在那儿做生意，收购奇珍异宝。他鼓励子孙后代学习商人们不怕艰难，兢兢业业，敢冒风险，勤奋好学，从零开始的创业精神。这样就组成了共有四百五十多人庞大的商队，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由此开始。

成吉思汗为了鼓励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实行了许多优惠政策和具体措施。政治上以富商大贾担任行政要职，提高其社会地位。同时还在蒙古帝国上层培育了一批重商、扶商的代言人。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和后来，不少商人充任了蒙元王朝的显官，如回鹘富商镇海为蒙古四大名相之一，权力在耶律楚材之上。回纥人阿三、阿合马、桑哥及汉族卢世荣均为商人，先后主政掌管财政经济大权。蒙古帝国初期，蒙古地区民众的财产主要是动产即牲口，如牛、马、羊、骆驼等，税收也以马牛羊计算。

根据成吉思汗的《大扎撒》，一律免除宗教人士、贫民、教师、医生及各类知者的赋税负担。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成吉思汗时代向经商者课税的记载。实际上从窝阔台统治时期，占领中原地区后才设立税所，开始征收商税。在《大扎撒》中明文规定：“要保护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又实行了国家集权管理对外贸易，逐步建立了直接干预商务活动的体制，还在大道上设置守卫，建立驿站，畅通商路，给商业往来及贸易活动提供各种方便。成吉思汗下令：凡进入他国土内的商人，一律发给凭照，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对他们应予优待。成吉思汗的这些法令和具体措施不仅在当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已成为草原居民的传统习俗。正如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所说：“成吉思汗统治后期，他造成一片和平安全的环境，实现繁荣富强，道路安全，骚乱止息，因此，凡有利可图之地，哪怕远在西极和东鄙，商人们都向那里进发。”

成吉思汗的重商思想不仅体现在他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上，而且在他的继承者那里得到进一步的贯彻和发展，如窝阔台合罕、蒙哥汗、贵由汗，特别是在元朝皇帝忽必烈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元朝政府积极推行重商政策，发展商业，扩大贸易，在律令上特设保护商业的条款，给予商人各种优待和特权。

首先，是减轻商税。元代商税本轻，并不断减低。至元二十年（1283年）七月，“敕上都商税六十分取一”。同年九月，“徒旧城市肆局院，税务皆入大都，减税征四十分之一”。政府对商人不断减税，无疑会刺激商业的发展。为了鼓励内地商人到蒙古地区做买卖，政府对上都的商人，给予“置而不征”的免税待遇。第二，是保护商贾人身安全和财物安全。政府规定：商旅所至，“官给饮食，遣兵防卫”。对商贾资财明令保护，严禁“拘雇商车”等，保护商贾人身及资财安全，成为各级官吏的要务。

其次，蒙古帝国初期就有帮助商贾解决困难，扶持中小商贩扩大经营，增加渔利等措施。如在窝阔台合罕时期，就曾动用国库来解决商贾资金不足，并给予政府贷款来鼓励经营买卖。《史集》载，合罕有旨，无论要价多少，都按十加一付款。有一次，陛下的一些负责人说，没有必要按十加一地多付，因为货物的原价已高过同类货物的价格。合罕说道：“与官家交易，获利多些才对商人有利，因为他们必然对你们有些开支。我这是在为你们的大圆面包付钱，免得他们从朕处受损失而去。”

各级政府普遍重用商人。元朝大臣当中不仅有回鹘、汉等民族大商巨贾，而且也任用西方高僧大贾。马可波罗本身是个意大利商人，从1275-1292年的17年间，在元朝政府供职，先后担任总督、巡视、出外使节等要职。

游牧民族的本性

学者德山先生在《元代交通史》中说：“国际陆路交通是成吉思汗祖孙三代三次西征的产物。”由于蒙古帝国的兴起，陆上贸易发生了一场大变革。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一个政权横跨欧亚大陆，往来于这条大道的商人们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塔那到中国的路上行走，是绝对安全的。这条“横穿中亚的商路”，对于当时东西方商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成吉思汗的重商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游牧民族固有的商业精神的具体体现。成吉思汗生长在一个外有强敌金兵压境，内有各部族相互吞并，道德秩序非常混乱的时期。所以，他自创业之始，就注意到道德、威信和秩序的建立。对他来说，战争不是最终目的，而是达到安定和富足的一种手段。

当以武力征服世界，建立赫然而立的军事帝国后，成吉思汗更强烈地意识到只有发展商业贸易才能补充自身经济的先天不足，实现繁荣稳定。

从思想基础上来说，成吉思汗的重商思想来自于畜牧业生产方式本身。游牧业生产的单一性与人们需求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这种经济形态的半自给性和依赖性。因此，交换便成为草原牧人的“必需品”，商业精神变为游牧民族共同的固有特征，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正好与城市发展及其条件相反，对那些没有定居的游牧民族来说，商业精神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却往往是他们固有的特征。”

翻开中国经济思想史，便可以发现，西周以前中国思想史上重商思想很流行，但从西周开始逐渐被重农主义所取代，最终形成了“农为本、商为末”，重商为“本末倒置”的经济伦理观。到了元代重商思想重新开始盛行，成为元朝执政者的重要治国方略。“元代的商业政策与前代有所不同，至少在蒙古统治者的心目中没有贱商的观念，相反，从很多措施上可以看到，政府不仅重视商业，还保护商业，因而元代商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举国上下呈现出一片繁华景象”。

成吉思汗的重商思想无疑推动了商业资本的发展，给中国社会的超常发展提供了契机。马克思谈到商业资本的历史作用时，认为商业资本本身产生不了新的生产方式，但对新的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倪建忠的《风暴帝国》中得到更多的启发。他认为，蒙古人衰败，从中原退出，撤回草原后，中原文明也失去了新鲜血液，中国历史上丧失了一次转型的机会。因为，“在中国历史本身的发展中，这是近代化的前夜，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科学技术更上一层楼，为近代科学发展准备了足够充分的条件，西方近代民主制便由此启发而来。蒙古族注入的新血统，使中国人从宋人只知苟且偷生、毫无大志的颓靡状态中清醒过来，懂得了生存法则的残酷性，已经具备了征服海洋，走向世界的野心和能力。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到了14-15世纪，近代文明的曙光应该出现在东方，而不是西方！”

正如拉施特在《史集》中所言：“封建贵族和大商人阶层，他们归降于蒙古征服者，获得了各种优待和特权。成吉思汗的继承者蒙古诸汗所规定的苛捐杂税沉重的徭役，全部重担正是落在纳税阶层定居农民和中下层市民身上。”当蒙元帝国的子孙们面对偌大的疆土依然还要不断征战，盲目扩张时，他们疯狂地兼并土地，把广阔的良田变为牧场，对汉人实行严酷的高压政策，最初昙花一现的文明曙光终究无法阻挡最广大农民的起义之路，因为他们的日子并没有富裕起来，反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1279年灭宋到1358年大都失守蒙古人退出中华大地，整整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