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宪
南非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引起较多争议的还是老问题——裁判的判罚。对于某些场次的比赛，有媒体认为，是裁判的判罚决定了最终结果。这就好似说，市场中两个具有竞争关系的企业，结果一成一败，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而非企业自身能够决定。
人们经常用足球场上的裁判喻指政府，是比较贴切的。设想，如果正式的足球比赛没有裁判，情形将会如何？因此，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我们都不是也不会是无政府主义者。尽管政府有时会做得不够好，或效率不够高，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情形都是如此，只是问题存在的领域和程度有差异。但是，我们显然不能没有政府，因为无政府的结果将更加糟糕。这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
尽管在世界杯的部分场次发生了误判，有些还严重到了影响比赛结果，但总体而言，世界杯的裁判是高水准的。他们秉公执法，既保证了比赛结果的公正性，又使我们看到了精彩的比赛。裁判是否能够做到秉公执法，一般需要两个条件：完备的规则和制度，以及裁判自身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精神。世界杯绝大部分场次的比赛，在超强竞争的情况下做到结果公正，并使比赛流畅进行，就是因为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在部分场次比赛中出现的误判，大多数是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发生的。如主裁判的站位离犯规现场较远，边裁的位置离球门有一定距离，又缺乏技术手段的支撑，使他们没有看清犯规或进球与否的事实，进而出现了存在偏差，甚至错误的判决。当然，我们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裁判没有表现出足够的专业和理性，但即便如此，与中国足球场上发生的裁判问题相比，这些误判还是瑕不掩瑜。
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发生后，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新认识，再次提到世人的面前。1929-1933年的大萧条是在政府的强力干预下结束的，并由此产生了足以与古典经济学即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相抗衡的政府干预经济的完整理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此后，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主导着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运行。70年代发生的“滞胀”，即增长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结束了凯恩斯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卷土重来，并由里根－撒切尔开始了一场自由主义的新的实践，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至此，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再次面对巨大的挑战，政府干预又走到了前台。不过，关于政府干预是与非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就像南非世界杯上对裁判的争议一样。
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导入市场为基调的改革开放，在肯定这场伟大实践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我们也承认两点：其一，在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出现了过度市场化的情形；其二，政府职能的越位和缺位在某些地方同时存在。例如，在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诸因素中，既有市场化不足的问题，如行政管制所导致的垄断，也有过度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的问题，如缺乏对初次分配中劳动要素报酬的必要保护。尽管危机暴露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放弃金融监管的弊端，危机后政府主要是加强和健全监管，但对于中国来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复杂性远大于此，危机后政府如何深化自身的改革与建设，既适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又能够进一步发挥体制优势，应对各种国际国内的不确定性，是我们的一个重要课题。
必须重申和坚持的，是继续推进以提高经济活动市场化程度为目标的改革。尽管我们认为，在一些公共领域有过度市场化的问题，但就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整体而言，相当多的问题还是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不彻底有关。这里的具体表现，就是仍有过多的行政审批、要素价格管制等。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活动的竞争性，而且与中国社会经济中诸多深层次矛盾的形成，如民营经济发展滞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仅不能动摇，还必须继续深化。
政府改革是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最终决定着市场化改革的成败。危机后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政府改革的迫切性。这是因为，危机后暴露的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都与转变政府职能、提供公共服务、调整国有经济和加强社会管理有关，而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深化政府改革的框架中得以解决。这一改革的最大难度就在于形成改革共识，政府率先对自身的利益存量 “开刀”，进而使政府真正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服务型政府。与此同时，政府改革要与自身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并利用信息技术的手段，使规则的遵守和制度的执行常态化。
如上所述，世界杯绝大部分场次比赛的公正性，是由裁判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精神保证的。规则和制度总是会存在缺陷，即便如此，绝大多数裁判还是忠于职守，秉公执法，这就是他们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精神在起作用。我想，在现实社会的各种规则和制度还不那么健全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政府官员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精神都达到世界杯裁判的水准，那就将是广大老百姓的福音。因此，提高公务员队伍的素质，也就显得格外重要。
《解放日报》（陈宪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执行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