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家园》（Home）配音时，我哭了好几次。”当联合国亲善大使周迅的这句感慨通过翻译转述给导演扬·阿瑟斯·伯特兰（Yann Arthus Bertrand）时，这个满头银发、皮肤黝黑、身材高大健硕的法国摄影师立即轻轻挽住周迅，当众献上了热情的法式亲吻。
7月5日，环保纪录片《家园》中文版的首映式在世博园联合国馆举行。在中文版之前，《家园》曾被翻译为14种语言在87个国家和地区上映，但在伯特兰看来，这还远远不够，“如果这部《家园》没有中文版，不能在中国放映，那它就会黯淡很多。”
《家园》并不是一部新片。早在去年6月，这部史上投资最大的纪录片就已在全球公映，并通过互联网传播至世界每个角落。时隔一年，《家园》不仅有了明星配音的中文版，同时，电影的配套中文图书《Home：抢救家园计划》也顺利出版。作为环保卫士，伯特兰希望借助世博会宣传环保：“我们将在世博会举办一系列研讨活动，讨论建造城市‘绿肺’、改善城市交通污染、治理城市河流等一系列问题，希望能在交流中找出保护城市环境更好的对策。”
在伯特兰看来，高速发展的中国“正面临巨大的环境挑战”。目前，他正筹拍下一部电影，“我很希望能航拍山西矿山的情况”。
洞穿地球的“鹰眼”
驾驶着热气球，飞翔在高空，用三脚架上的摄像机记录下地球每个角落发生的故事——20多年来，伯特兰始终在重复着同一件事。
在他的操控下，平缓移动的镜头犹如锐利的“鹰眼”。一幅幅壮丽、雄浑的画面，夹杂着对地球的赞美、感叹和忧虑之情徐徐展开，让人对地球的现状一览无余。
震撼和忧心，是观众们看过《家园》的普遍感受。三头非洲象在奥卡万戈三角洲沼泽中奋力狂奔，为寻找丰美的水草不惜长途跋涉，它们的同伴已经倒在盗猎者的枪口下，这三头非洲象的明天会如何，让人不免心生担忧；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山上，雪水融化，混合着泥浆变成黄色的浆液滚滚而下，就像是哭泣的地球流出的眼泪；太平洋中的复活节岛上，原本丰茂的棕榈林已经消失殆尽……
“每当我看到这些，心里都会悲伤。我很理解周迅为什么会哭，其实我自己也很想哭，但我必须要保持平静，用一种客观、冷静的方式来拍摄画面，拍出自然的美，也拍出这种美遭到破坏后的结果，把事实告诉更多的人。”在伯特兰的“鹰眼”之下，人类社会中也呈现了一种强烈的对比态势——在非洲的斯瓦济兰赫拉地窟鲁区，气候变暖导致了持续整年的干旱，辛苦耕作一年的农民面临饥饿的威胁；而在美国拉斯维加，人们却大兴土木地建私人游泳池、高尔夫球场、水坝和抽水站，导致美国西南部科罗拉多河流域生态系统岌岌可危，甚至对全球气候造成影响。伯特兰说：“我拍摄这些图像，并不是特意去批评谁、讽刺谁。因为很多人并不清楚他们在干什么，他们的行为会对地球造成多大伤害。”
在整个拍摄过程中，伯特兰常常遭遇各种困扰。地球两极的寒冷季风为航拍带来巨大麻烦，有时热气球在山脉间穿行，离悬崖太近，几乎被撞翻。相比之下，大多数国家对空中摄影的不理解、阻挠乃至攻击，更让他苦恼。
“很多政府拒绝过我。”在阿根廷，伯特兰乘坐热气球拍摄时，当地政府认为他是在窃取军事情报，误将他投入监狱；在迪拜，他被视为“揭露国家伤疤”、做负面新闻的别有用心者，直接被遣送回国。不过，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在迪拜拍摄的镜头最终保留下来，并为整个电影叙事的完整性起到很大作用。
“我的目的不是针对某个国家，而是要真实地呈现出地球的问题。地球任何一个地方出现问题，全人类都会受到影响。我们是一个整体。”伯特兰说。
每天都在计算碳排放量
从1991年创立“高原”（Altitude）航拍工作室以来，伯特兰就立志把航拍当做终身事业。
有意思的是，伯特兰也是第一个跳出来进行自我怀疑的人。“很早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一个问题，无论是用热气球还是乘直升机进行拍摄，都会排放出巨大的温室气体，对环境造成危害。”
在生活中，伯特兰是一个对碳排放量斤斤计较的人——尽量少开车、少用电器、减少洗衣次数、少吃肉、保持合适的身材，都是他身体力行的节省能源的方法。“我每天都在计算我的碳排放量。”伯特兰在自己的汽车尾部、电表上都安装了一些小仪器，帮助自己做精确记录。甚至每次坐飞机旅行之后，他都要估算出碳排量，然后，把这些数字加起来，换算出购买碳排量的捐款，如数捐给环保机构。
在拍摄《家园》的18个月内，他也在不停地进行着碳排量的计算。“在印度拍摄的时候，我们花费了很长时间，结果算下来，差不多排出了3500万公升的天然气，可以买500只天然气炉子。”结果，伯特兰果真就用这笔碳排放的经费购买了500只天然气炉子，送给了当地政府。“作为对当地环境影响的补偿，我们会尽量用有限的力量帮助当地人改善生活。”
伯特兰笑说，也许有一天，当他再也没有力气去扛摄像机的时候，他就要再出版一本书，告诉人们怎样在日常生活中精确计算碳排量。“不过，只要还有一丝力气，我还是要扛起摄像机，因为那是让我书写最流畅的‘钢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