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徽商的衰落看企业经营之理念
文/本报记者 张萧然
所谓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套用过来，也就是商帮成功的经营之道皆有几分相似，而衰败的缘由却各有不同。那么，徽商，这个与晋商齐名、位居中国十大商帮之前列的商帮又是如何走向没落的？而对这其中原因的分析，或许能为现代企业管理和经营理念提供一些借鉴。
经商对于徽商而言，并不是一个主动追求的产物，而是一个不得不为之的生存之路。徽商基本上来源于徽州，即今天安徽省的黄州市。这个地区山多田少，土地瘠薄，农业收入不足以自给，生存条件的恶劣让当地的农民走出了一条险峻的出路，那就是经商。徽商多半先以小生意起家，吃苦耐劳，逐渐积累资金，渐渐发展。
徽商号称徽骆驼，直至今天，安徽人仍以此自勉，因为这代表一种精神，那就是百折不饶的开拓进取精神。但是徽商之所以成为一代杰出的商帮，仅靠徽骆驼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的成功与当时朝廷的一个新政策有密切的关系，而正是这个政策让徽商的命运发生神奇的逆转。1617年，明朝提出了一个新的制度，叫做推行纲法，就是把当时的盐商改为世袭制，这项制度使已在盐业领域占有绝对优势的徽商瞬时壮大，雄飞于中国商界。据记载，每一年仅两淮盐场就能出140万引盐。据经济学家郎咸平计算，一引是9两，也就是一年两淮盐场就可以出1200万两白银，相当于可以造10艘铁甲舰。
除盐业外，典当业、茶叶、木材也是徽商热衷于经营的三大行业。在典当业，徽商颇有建树，甚至有无典不徽的谚语，也就是说，干典当行的几乎都是徽州人。在清朝乾隆年间，徽州的祁门红茶占据着当时最大的出口量。甚至于在1915年巴拿马举办的世博会上，徽商还曾凭借祁门红茶拿到过一个金奖。
从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徽商在获得丰厚的利润之后，除了追加部分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外，大部分资本在故乡建家祠筑宅邸、修族谱、置族田以及助修书院等等，完全铺张浪费掉了。
由于徽州是朱熹的故乡，当地的程朱理学非常盛行。徽州人以程朱理学为族规，对家国之间的伦理排序非常注重，其观念以荣耀家族为主。除了重视教育外，他们对于建造各种牌坊特别有兴趣。据载，徽商共建了6000多座祠堂。如胡忠县家族有个胡氏祠堂，在明朝嘉靖年间的一次维修中就花了1300万两白银。
此外，他们还大兴土木，到全国各地购置房产，建筑了大批园林。以木雕为例，一所不到3000平方米的房子，光木雕就需要20个师傅耗费4年的时间。当地有名的陈祠堂贴的黄金就高达100两，筹建成本大概是60万两白银。徽商身上的文人情结，在巨额财富的支撑下也爆发出来了，他们不仅造就了扬州八怪，也造就了徽班。而当像戏曲、书画乃至所谓“扬州瘦马”的江南顶级美女品牌被无节制地推向奢侈的极致，潜藏危机的脚步声也就越来越近了。
在1832年，也就是道光十二年，清政府进行了改革，改纲为票。即只要到税务部门去交税就发给一张盐票，就可以经营盐业。有钱就可以做盐巴的生意，垄断经营权完全废除，这对徽商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而咸丰年间的战乱又给了徽商沉重的打击，徽商多年积累起来的资本被掠夺一空，甚至有的连身家性命也受到伤害，徽商的元气大伤。
徽商曾经是因生计艰难而冲破世俗，踏入商途的，这时的徽骆驼充满了勇敢进取的精神。但是，当他们拥有了巨额财富之后，却昧于大势，未能积极求变，进行产业转换，仍然在传统行业中抱残守缺。一旦面临剧变，徽商这种依赖于政策攫取财富的致命弱点就暴露出来了。
清朝盐税制度的剧变成为徽商垮掉的导火线，而动荡的局势加速了他们的衰败。有鉴于此，现代企业也要顺应形势，积极进行产业转换和产业升级，把资金转换成资本，这才是一个企业在万变之中屹立不倒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