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大家曹操
身为汉末魏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的曹操，在执政40余年间，通过勤奋与努力，不仅成为汉魏时期集军事、政治、文学于一身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而且通过一系列的理财措施，挽救了处于崩溃状态的北方社会经济，适应了富国强兵的需要，成为历史上著名的理财大家。
东汉末年朝政腐败，社会矛盾激化，国家经济濒临崩溃的末世。曹操本人早在东汉中平六年（公元198年），从陈留起兵开始便痛感财政匮乏、无粮食以济军饷对行军作战所带来的严重影响。最使他刻骨铭心的是兴平元年（公元194年），他带领千余人的部队西迎汉献帝，在途经新郑县时差点集体饿死的情景，当时倘不是新郑县令杨沛将“课民益畜”藏在“小仓”中的千余斛桑椹干献出供将士充饥，全部人马都会饿死。因此，曹操清醒地认识到，“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产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终岁之储，百姓无安国之志，难以持久”，“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于是他果断地决定针对当时形势实施发展生产、开创民屯，改行税制、实行租调，唯才是举、重用人才和率先垂范，创导节俭之风等四项理财措施。
发展生产是一切财政工作的基础，曹操通过推行屯田制度来解决民生国计问题，不失为一大良策。中国历史上的屯田分为两类：一为军屯，始于汉武帝，二为民屯，始于曹操。当时由于战争频仍，人口流亡，土地荒芜，如能招人耕种，既能安民，又能获得财政收入，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为了实现自己安邦定国的伟大抱负，曹操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采纳了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率先在许下（今许昌）招收流民实行屯田积谷。曹操的民屯制度规定，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屯田民按用官牛与不用官牛分为两类，用官牛者“民四官六”，不用官牛者“五五分成”。在实行屯田后的一年中“得谷百万斛……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民屯制度使无业的流民又回到了土地上，有效地保证了战争所需的军粮供应，昔日荒芜的土地变成了“禾稼盈野，阡陌相连”的良田，“五年中，仓廪充实，百姓皆劝乐业”。到魏文帝时，邓艾屯田收入达到了“计除岁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的规模。民屯体制的成功不仅使汉魏北方经济得以复苏，而且由于这一财政政策促进了北方人口的集聚，为曹操治国平定天下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和人力基础。
汉代400多年间，一直实行田租、口赋、力役制度，由于连年战乱和灾荒，不仅地方官难以下乡实地估算产量，而且由于户口簿的丢失和焚毁，无法据实统计人们的年龄，再加上大批勋戚官僚逃避税收，造成自耕农不堪重负，纷纷逃离故土。
为了使自耕农重新回到土地上来，曹操在建安九年（公元204年）颁布了《蠲河北租赋令》，明令“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免除当年农民的纳税负担，缓解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同时，为维护和发展自耕农经济，他及时颁布了著名的《抑兼并令》（又称《田租户调令》），宣布实行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农村税费改革，改易汉代的田租口赋力役税制为租调税制，法令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穷而患不安……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除此以外，官吏不得另行摊派，增加农民负担，尤其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对豪强的严格执法问题，他在法令中还作了特别的强调。
首先，租调税制将货币税改为实物税，适应了币值不稳定的战时需要；其次，由于取消了人头税，实行增人不增税政策，客观上鼓励了人口繁衍；再次，通过按亩收租，按户征调，既减轻了农民负担，简化税制，也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再加上法令明确规定官吏无豁免权，从而沉重地打击了逃税的豪强势力，有效地扩大了税基，平衡了政府与各阶层人士的关系，使政府财力有了可靠的来源。
为了推行开源节流的财政政策，官居丞相、位居魏王的曹操不仅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要求其家族带头与老百姓一样缴纳税收，同时，为了引导全社会的抑奢崇俭之风，他在建安十年（公元205年）还下令，禁淫祀，罢墓祭，魏王“后宫衣不用锦绣，茵蓐不绣饰，器物无丹漆”，常常“粗衣恶食，俭以率下”，他从自己做起，做到“吾衣被皆十岁也，岁岁解浣补纳之耳”，“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
曹操从多年征战中深知，“天地间，人为贵”，因此在理财方面非常重视“在于得人”。他在执政期间选用了一批精于理财、清廉务实的官员，如提出“修耕殖，蓄军资”的毛王介、建议兴民屯的枣祗和韩浩，以及重用实施屯田制度的屯田都尉任峻，建立了自己的财务团队，为各项财政政策的顺利实施立下了汗马功劳。
理财圣手诸葛亮
三国另一位脍炙人口的理财能手是比曹操年轻得多的蜀国丞相诸葛亮。除了他的军事、政治成就以外，理财有方也是诸葛亮的不朽功勋之一。
诸葛亮理财首先着眼于水利建设和移民耕种。四川成都附近的都江堰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效益最高的水利工程，诸葛亮辅政后指出：“此堰农本，国之所资”，并组织了1200人组成的水工队伍专门从事该工程的维修和保护工作。对成都“其地洼下”、经常受洪涝灾害影响的西北隅，派兵丁修筑了一条长达九里的堤坝，从而保证了农业丰收和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他又在汉中地区规划和修建了一大批水利工程，为汉中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水利基础。在兴修水利的同时，诸葛亮还非常注意劳动力与土地相结合，使“游户自实”，他不仅把成都附近的荒芜之地分配给农民“令安居复业，以供役调”，还把豪强霸占的土地强制退还给农民，同时命令李严实施移民二万实汉中的计划，使昔日荒芜的汉中地区成为富庶之地。降服南中后，诸葛亮一方面对夷民“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诸夷自此“渐去山林”，着力农耕。同时，“命人教打牛，以代刀耕”，帮助少数民族运用畜力代替人力，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提高粮食产量。诸葛亮为了节约粮食还禁止酗酒，在饥年之时他为了杜绝酒源，下令“酿酒者有刑”，甚至将家有酿酒器具者，也“与作酒者同罚”。
中国历代统治者大多尚本抑末，而诸葛亮却看到了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的重要性，他在蜀汉地区实行了重本而不抑末的政策。为了提高丝织品蜀锦的生产水平，他不仅允许官办、商办和个体家庭手工业等不同的经营形式存在，而且还自己亲自动手在府邸周围种桑800株作示范，号召蜀地百姓大量植桑、养蚕，为发展蜀国丝织品生产提供足够的原料，从而使当时的四川地区蜀锦生产盛极一时，成了蜀国财政举足轻重的经济来源。由于四川盐铁资源丰富，诸葛亮不仅设置校尉（相当于今管理局长）专司管理，而且还亲自过问其中的生产与制作技术，促进其质量和产量的提高，既保证了蜀国的军需与民用，也为政府财政增收开辟了极为重要的来源。
四川地形中为盆地，四周为崇山峻岭，交通十分不便，所以川人自古崇鸟，以图飞越，直至今日，四川广汉“三星堆”发掘出来的文物中很多青铜器皿皆呈鸟状。诸葛亮身处蜀中也有同样的思路，他为了进一步推动商业和生产发展，十分重视与外界的交通建设，不仅下令组织人力修复秦代川陕边境的栈道，开山凿石筑成山路，以供商旅通行，而且还开通了蜀地至贵州、广西的水陆交通。由于便利的交通，蜀国的对外贸易为之一振。如蜀汉的土特产，尤其是蜀锦的销路甚广，“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甚至还通过东南水路和陆路远销至东南亚及西亚诸国。蜀国本土的商业交往更是非常活跃，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经济的发展，不但城镇日增、财富日殷，政府财源也随之增拓。
诸葛亮除了用财税手段广辟财源以外，还动用发行债券向富户借款的办法筹集资金。早在蜀汉建国前，诸葛亮即建议刘备向荆州殷实之家借粮借款。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攻破荆州时发现当年的债券，并且在刘备“借富民金充军饷”的借据上，是“武侯押字”。刘备在南阳向当地晁氏等大户借款，也是诸葛亮担保。蜀国建立后，诸葛亮破南中，安抚诸夷大姓，委之以官，并鼓励他们“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以“给军国之用”，并收到“费用不乏”之效。甚至诸葛亮率大军驻扎汉中时，亦向“祁山万户，征借五百石粮谷”以充军用。由于诸葛亮广开财路，注重国库积蓄，不仅内地储备丰饶，就是在战争前沿的汉中，粮草亦十分充足。
在开源的同时，诸葛亮十分注意节流，他在处理军政事务中严格贯彻精兵简政政策，以节约财政开支。例如在平定南中后，他坚持“不留兵，不运粮”，从而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诸葛亮的理财措施使小小的蜀国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出现了“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的繁荣景象，为蜀汉这个蕞尔小国的崛起，并与魏、吴两个大国鼎足多年不为所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无怪乎清代著名学者王夫之给诸葛亮以“财不足而唯公足之”的高度评价。
三国货币战
战争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对抗，也是经济实力的对抗。几次大战役之后，魏、蜀、吴三足鼎立，暂时有了均衡，就看各国如何拼治国功夫了，这其中，货币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汉末桓、灵帝时买官鬻爵，钱货形式更是混乱。董卓执政时，他不仅抢掠皇室珠宝、百姓财物，而且为了迅速敛财聚物，干脆废掉了以前汉武帝时的五铢钱原形，并捣毁秦时国家贮藏的十二铜人，用于铸造小钱。小钱直径1.2—1.5厘米，重0.5—1克，同样也刻有“五铢”字样，后人因为它字体模糊，嘲笑这种钱为无文钱。正因为这些小钱迅速充斥市场，导致物价飞涨，谷一斛数十万，人人相食的景象比比皆是，很多百姓一生积蓄不够买一石粮食，只得易子而食，情状惨不忍睹。
这种惨状一直持续到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担任丞相开始执政，为了平低物价，重新起用了足值的五铢钱（从迅速稳定市场的效果来看，曹操起用的只可能是足值货币）。并广开屯田，建设水利，真正实现了让百姓有钱花、有粮吃、有活干的稳定局面，不为私己敛财，真正为百姓利益着想，这在三国史上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魏国曹丕登基后，迫不及待地展示自己的才华，但他大刀阔斧的金融改革，只为后人留下了一个笑柄。黄初二年（221年），曹丕以谷贵罢五铢钱（事实上，谷贵的主要原因还在于物资资源匮乏）。以谷、帛为“货币”，这种复古的“货币”让百姓一时无所适从，于是奸商们开始用水泡谷增加谷重，用薄帛来替代指定帛，骗取中间利差，市场混乱不堪，交易全是坑蒙拐骗。尽管朝廷的奖励、粮饷还是谷、帛，但是老百姓干脆不用这种特殊的货币，直接过回原始社会那种以XX只羊兑换XX头牛的等价交换的日子了。好在曹丕在位7年就去世了。曹睿登基后，太和元年（227年），马上取消了谷帛为货币的政策，复五铢钱，魏国的经济终于得以好转。五铢钱在魏国的使用一直持续到魏灭亡。
曹魏尚且如此，蜀吴两国就更是疲软了。刘备得荆州时，粟就与金同价，他不直接攻打刘璋，也是出于个体摊主的精明，因为他几乎连军饷也难以足供，只好借帮刘璋击张鲁的名义，用益州的工资来灭益州，玩的是空手道。得手后，玄德兴致勃勃地铸起了直百五铢钱，这种巨额面值的币重不过是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则达百倍。这样，同样多的铜就可换取民间三四十倍的物资劳务。这种价值与使用价值严重分离的货币，让刘备政权的府库瞬间充实起来。对于这一货币政策的实行，除了少数人反抗外，蜀中百姓都无奈地接受着战争与经济的双重剥削。好在蜀地肥沃，粮食产量还算大，蜀锦的跨国销售非常抢手，蜀国的经济还好没有到达崩溃边缘。随后，蜀国继续着不足值货币的噩梦，刘禅时期，直百五铢越铸越薄，与五铢钱相差无几了。这种货币制度是相当残缺的，也是不稳定的，它的隐患也让蜀国的经济逐步萧条，一直延续到蜀国灭亡。
孙吴的财经状况与蜀汉也是难兄难弟。吴国所处地的经济状况一直都非常繁荣，历来都是粮食、猎物、海鲜、珍珠等产品的重要产地。孙权执政时期，民间富庶程度甚至超过了政府，这其中也包括张、顾、陆、朱四大家族。他们都应该感谢汉文帝时的“好政策”。作为执政者，孙权当然是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出现的，于是，在嘉禾五年（236年），便强制流通了“大泉五百”，即一枚新货币值五百枚五铢钱。据《通典?食货志》记载，孙权所铸的大泉五百，直径约3厘米，重约7.8克，而随后，孙权觉得这种货币面值还是太小，在赤乌元年（238年），相继发行了大泉一千、大泉二千、大泉五千等货币，据《通典》记载，大泉一千，直径约3.2厘米，重约10.4克。即实际上只等于3.2个五铢钱的大泉一千，被强制实行兑换1000个五铢钱。
尽管四大家族能抵挡得住这样的剥削，但百姓却无以存活，暴动不断，直至赤乌九年（246年），孙权府库充盈，钱财丰厚后，终于在一片反对声中，取消了通行11年的大泉货币系列。至此，再没有出现新的货币政策，被复用的货币继续被吴人使用，直至吴国灭亡。
糟糕的货币政策、连年的征伐使得吴国国库枯竭，与曹魏争合肥、樊城，与蜀汉争荆襄并引发大规模战争，除了吕蒙袭荆州掠得府中大笔藏钱得了便宜外，其他战争都是赔的，而且由于蜀吴相通，两个通货膨胀国家争相把贬值货币作为经济战的手段，争贬币值以防本国货币大量流失。在铜本位的经济体制中，一枚当十重量的铜币被铸作当五千面值的大泉，最后吞食恶果的必然是吴蜀两国自己。
三国时期的通货膨胀与经济萧条
货币与通货膨胀自古都是捆绑在一起的“好兄弟”，基本上，有货币时就有通货膨胀。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三国时期的通胀和经济吧。
魏国通货膨胀
董卓实施的小钱政策一直持续到曹操升任丞相才被替代，在面临严重的通胀时，曹操选择了使用足值五铢钱平诸物价，取得了相当有效的成绩。可以对比一下，中国素有枭雄之称的两位人物王莽和曹操的执政能力。王莽执政时期，也出现了相当严重的通胀，而王莽采用了实行不足值大钱（契刀、大泉）等平诸物价，王莽的如意算盘打得挺不错，以大的不足值货币兑换小的不足值货币，既不影响自己的敛财，又能平低物价，可是市场不是由哪一个人说了算的，他执政期间，通胀一如既往，市场混乱不堪。而曹操面对同样的情况，采用了足值货币平低物价，尽管在那时，还没有成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来供他参考，但是他使用了这种完美的货币，让他的执政时期金融秩序井井有条、百姓安定，这不能不说是曹操的伟大之处。当然，政府要维持，军队要开支，府库空虚是行不通的。曹操就实行了征收超额税率来敛财，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只是换了形式回归到统治者手中。
蜀国通胀下的经济萧条
相比魏的执政之路，蜀国要艰难得多，刘备一直在流动作战，尽管得到过一些财团（如麋家财团等）的资助，但入蜀后的经济是无法与曹魏集团相提并论的。在这种情况下，刘备选择的这种直百兑换策略缓解了经济压力，也是百姓能承受的。但是，这仍是不可取的，因为大面额的货币必然会带来经济的萧条，哪怕在信用货币时代也是如此。发行巨大面值的货币，货币流通的速度就会大幅降低，而货币流通速度就是衡量经济萎缩的指标之一，而且货币的面额增值速度过快，便加速了金融泡沫的破灭，经济萧条（或说经济萎缩）的噩梦就从这里开始。
刘备登基不久，在还没来得及更换自己的货币政策时，就匆匆撒手人寰了，而诸葛亮也一直没有改变这种货币政策，主要原因可能也是因为军备开销占了府库收入的绝大部分，实在不足以分钱来发行足值货币（蜀魏交战经常出现粮草不足的情况），那蜀国的经济萎缩现象也只能自生自灭、放任自流了。
吴国通胀下的经济萧条
与蜀国一样，吴国的大钱流通时期的经济萧条也是必然，好在吴地的经济一直不错，几年大钱政策下来，政府帑藏丰富，战争中粮草短缺的情况也比较少，所以孙权还是选择了放弃大钱。孙权大胆的货币政策，足以让人拍案叫绝，大泉五百至大泉五千，面额之大，令人叹为观止。众所周知，足值的金属货币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比例是1 : 1，而信用货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比例是0 : 1，孙权的这一面额差距，让货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比例基本趋近于0 : 1了。而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还是在九世纪（中国宋代民间流通的银票），最早发行的政府信用货币是在十七世纪（瑞典）。如果孙权先知先觉的话，提早发行这种纸币代用券，将会为人类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贡献，尽管信用货币从民间流通到真正被政府起用还需要经历八百多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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