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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菅直人的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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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税平衡木”能走稳吗

刘军红

日本民主党新首相菅直人上台后,提出要走“第三条道路”,堪称全新的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理念,备受瞩目。

但面对急剧膨胀的政府债务、严峻的老龄化人口结构,以及错综复杂的内外政治矛盾,日本舆论对其能否走出“真正的第三条道路”也表示怀疑。

能否成为日本的布莱尔

菅直人的“第三条道路”,是指既不同于“高速增长期”的“积极财政政策”,也不同于小泉改革期的“小政府政策”,在本质上是在凯恩斯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外,寻找一条符合当前日本经济社会现实的全新政策体系。

其手段则是通过“增税”,强化政府企划新产业的能力,以开启需求,创造雇佣,带动经济增长,化解社会矛盾。

菅直人的这种经济思想主要来源于他的智囊——大阪大学经济社会研究所教授小野善康——宏观经济学和产业组织论专家,曾著有《衰退的机制》,在政策思想上,与小泉门下的经济学家们格格不入。今年2月,小野善康就任民主党政权的“内阁府参与”(经济政策参谋),便开始直接为负责制定“新经济增长战略”的菅直人提供政策指南。

依据小野的思想,今年4月,时任财长的菅直人就曾发言称“即使增税,只要使用方法不出错误,也会带来好景气的”。这一增税的思想,成为菅直人财政的核心理念,也堪称其“第三条道路”的思想精髓。

近期,小野在接受日本《经济学人》周刊采访时,对其“增税成长论”进行了理论解析,认为当前的日本经济已经进入成熟阶段,积极的财政支出,已无法扩大“有效的需求”。小泉时期基于新自由主义的提振供给方生产率的方法,只能导致产能过剩,无法带来所得增加,难以刺激可持续的消费增长。相反,通过提税的方法,可将民间的税金集中使用,由政府策划新事业,开启新需求,从而创造新就业。

问题是,这种增税措施能否得到日本国民认可。事实上,自泡沫经济崩溃以来,税改一直是困扰日本政治的难题。1997年桥本政府不顾经济社会实情,将消费税由3%提高到5%,遭到了选民的反对,丢掉了参院选举,被迫下台;2005年小泉高举邮政改革大旗,坚决不提消费税,结果赢得了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席,而民主党则因过早提出增税而错过了夺权的机会。

事实上,正如小野自己所看到的,当前日本国民的储蓄,并不是为了明天消费的“攒钱”,而是为了防备“明天的不安”。如此,增税的结果只能加剧这种不安。尤其是,当前的日本政府还无法承诺“消费税专款专用于社会保障”,提高消费税不可避免地将引起社会性恐慌。近期,菅直人在街头搞拉选演说时,不仅对自己的“消费税论”难以自圆其说,而且不断遭到反对党的围攻,引起党内不满。

上世纪90年代,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为了从长期执政的保守党手里夺权,提出了“第三条道路”。这是一个典型的“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妥协合成的概念。在夺取政权后,其“光辉”自然消失了。

日本社会经济学者、NTT数据库经营研究所所长斋藤精一郎指出,菅直人将“日本经济的衰退”归罪于“日本政治的阻塞”是正确的,但是,他的“第三条道路”缺乏明确的政治理念,存在方向性暧昧,最终很难成就“日本的布莱尔”。

日本综合研究所理事汤元健治指出,北欧的“瑞典模式”能实现“高福利、高负担和高增长”并举,在于其构建了彼此协调、相互影响的完整制度体系,即(1)开放的经济和真正的自由贸易;(2)健全的财政运营;(3)高水平的教育和研发支出;(4)高水准的妇女就业率;(5)一揽子的环境对策体系;(6)劳资协调的工资体系;(7)尊重人、保护人的福祉和社会保障体系。

日本最大的产业团体经团联近期也明确敦促民主党政府,要切实降低“法人税率”,以提振企业全球竞争力,靠企业力量,振兴日本经济。

亚洲内需如何成为日本内需

6月16日,本届国会闭幕,参院选战拉开序幕。为确保选战胜利,菅直人全面修改了“竞选公约”,提出“新经济增长战略”,推出250项新政策,其中21项被设为“国家战略项目”,优先落实,力求“财政、经济并立发展”。

新经济增长战略主导思想是,对外提供优惠政策,吸引外来投资;对内降低法人税率,促进民间储蓄转化为现实投资。目标是吸引跨国公司将亚洲总部设在日本,力争到2020年实现对日投资倍增,提供就业岗位由现行的75万人增至200万人。其落脚点便是亚洲市场,即亚洲内需与日本内需一体化。

作为具体对策,一是降低门槛,开放旅游,刺激内需,同时,拟出台“赴日就医签证”,吸引亚洲患者,形成“医疗出口产业”。二是“促进形成基础设施出口战略”,设立首相直接领导的“国家战略项目委员会”,直接主导重点攻关,制定国家级“外交促销程序”,力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重点目标就是亚洲的核电项目、环保项目、水务商业项目。

以往,“日本的亚洲观”仅仅将亚洲市场作为扩大出口的“外需市场”;而“新战略”则将亚洲看作日本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动力车间”,是真实的“内需市场”。但这里的“亚洲内需”并不是双向的,而是“单行道”。

对此,《日本经济新闻》发表专栏文章,不无讽刺地说,“如果亚洲内需等同于日本内需,亚洲内需扩大带来的亚洲人的生活富裕,应该等同于日本人的生活富裕”,“日本人应该为此而高兴”才对,问题是,“亚洲内需论者,会有这个度量吗?”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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