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文胜
企业厂区内，有幼儿园、小学、中学，有住宿区、食堂、医院、超市，有健身房、露天泳池、图书馆，工作生活交织、厂区社区一体，员工和家属生活其间，享受远低于市场价格的服务。
上述厂区景象，是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工业园区——亚迪村的写照。
“（广东）省、（深圳）市领导对比亚迪社区模式非常欣赏。”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知情人士向本报透露，数万、数十万劳力的大型厂区，是珠三角超强生产力的标志。
深圳另一超大社区——富士康科技集团深圳龙华厂区容纳员工达22万人，业主打算把类似比亚迪社区的社会职能全部剥离出来，交还政府管理；政府建议其逐步推进，先将厂区宿舍做试点，尝试委托物业公司管理，同时强调，大型厂区社区一体化的尝试有生命力。
该人士透露，工业化、城市化要求改变民工候鸟迁移状态，形成稳定化的产业队伍，然而对深圳而言，受限于现有户籍体制，政府渠道的容纳能力极为有限。
比亚迪、富士康等十几个大型厂区，将社会化成本支出纳入生产经营，符合深圳保障标准的员工容纳量达百万之众，已经成为深圳农民工本地化的最大渠道。
“企业本身就带有社会职能，不是纯粹的经营单位。”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段毅称，珠三角部分大型企业的这种尝试，内含产业演化规律。问题在于，政府如何有效承担其公共服务供给职能，避免社会责任对企业的过度转嫁，达成企业竞争力和劳工利益的双重维护，“是个尖锐课题”。
企业需求
与员工诉求应结合起来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1211.HK）董事局主席兼总裁王传福6月初公司管理会上透露，公司已在惠州和深圳坪山各拿了一块地，正在建设亚迪二村和亚迪三村，届时，多数管理和技术人员住房问题将得到解决，个人负担“类似于集资建房”。
员工子女教育方面，比亚迪2003年与深圳最好的中学——深圳中学合作办学，创建了亚迪学校和亚迪幼儿园，提供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的全套学校式服务，只象征性收取费用。
“这个企业家不简单。”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荣惠康说，一汽、二汽以及上海的泛亚公司，已经有很多人跳槽到了比亚迪。亚迪小学、中学升学率全深圳市最高，汽车界技术人员如果考虑子女教育问题，往往首选比亚迪。
房子和子女教育之外，比亚迪员工，还可享受免费班车、购买私家车补助等政策，公司虽僻处关外，但员工出行极为便利。
“衡量企业经营的健康度，不能依赖单一利润指标。”世界最大女鞋制造商——东莞华坚集团董事长张华荣对王传福观点颇为认同。在张看来，企业能否长期生存，取决于人均产值、人均利润、人均稳定率和员工幸福指数四个指标，“企业需求和员工需求必须结合起来”。
张华荣亦为中国劳动密集型研究会的执行主任，他告诉记者，增加工资换来的稳定，是短暂的，真正的稳定，必须要让员工喜欢你的企业，要有愿景、有未来，有安全感。所以，列出稳定率和幸福指数并非异想天开，在数万员工的华坚集团，两个指标有数十个观察考核点，“员工感到安全，企业才安全。”
“公司要获得发展，必须与员工结成同盟关系。”张华荣告诉记者，和比亚迪一样，华坚集团也做了住宿、饮食、娱乐方面的社会性投入，现在他正尝试成立华坚学院，员工既可以读书，又可以拿文凭，通过培训出观念、升能力，“学校、企业、家庭三位一体，满足员工的综合需要。”
企业经营之所以加入如此多的社会化内容，和中国劳工新生代群体的壮大息息相关。张华荣承认，仅仅两年间，劳资关系已发生深刻变化。
去年6月，段毅应邀赴日本考察企业劳资关系，在他看来，珠三角企业的社会化举措暗合日本实业界通行的职业安全原理。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企业承担就业，也就承担了政府部分职能，政府也予以适当补助。
段毅称，在西方国家，劳动就业普遍被视为社会职能的分摊，企业也因此获得政府给予的专项补助，越是劳动密集，相关补贴越多。在当今中国，就业的社会功能更是前所未有。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09年全国农民工2.3亿人，16岁-30岁占六成以上，其中“80、90后”新生代群体约在1亿人左右。按照全国总工会日前公布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群体55.9%打算“在打工所在城市买房定居”，很显然，新生代农民向国家提出了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扎根城市的人生问题，这些劳动权益诉求已无法令人忽视。
政府如何体现责任
“农民工公共服务，应纳入各级城镇政府年度预算。” 6月26日人口流动迁移与城镇化国际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称。据了解，中国流动人口达2.11亿人，已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
作为地方财政配套，财政部财政科研所副所长苏明表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能力目前已达到3.2万亿，国家应考虑拿出部分支付，对流入地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实施“奖补机制”：流入地投入大的地方，中央给予奖励；具体到流动人口的规模、上学、看病等问题，国家考虑进行补助。
王传福预计，五年之内，蓝领白领将模糊界限，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待遇会趋向一致。比亚迪目前的社会性投入，就是以白领需求为导向，低人工成本不再作为生产营运的优先考量。对制造型企业来说，下一步的动作应该是提高岗位的技术含量和发展空间，同时分散建厂，避免因城市人口单一带来的用工短缺。
“政府出政策，企业创条件，政企联手‘搞掂’农民工长期安居问题。”张华荣告诉本报记者，他刚刚给政府打了报告，列了五条建议。比如有一条是搞东莞鞋业技校或大专，学生这三年当自己不要掏钱，包食住，半工半读，三年后拿到文凭，承诺到东莞鞋业工作3年作为补偿，争取转化为企业员工。大专以下学校由地方政府审批，“企业管经费，政府管报批”。
东莞外经贸局副局长方见波告诉记者，对企业的呼吁，政府回应积极，政企共度危机决心不变，相关政策已经付诸实施。
据了解，东莞目前继续实行企业的减负计划，减半征收企业2010年的常住人口就业保障金，有困难的企业可以缓收一年；减半征收今年的房屋费；继续实行10亿的政府融资贴息支持计划；另外，东莞外经贸局还与华宝集团进行了合作，建立行业性职业技术培训平台，为同行提供专职的职业培训。
“社区与企业协调管理，是一种全新模式。”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6月12日在全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电视电话会议上称，正在推进的广东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纲要，将纳入“公共服务进厂区”项目，将文化、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向农民工聚集的重点区域延伸，让农民工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果，“在城市生活中寻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