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见习记者 刘书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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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
在21世纪的中国，唯有在中医药学术领域内才能全方位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全貌。中医学知识体系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中医的哲学体系、思维模式、价值观念、治疗手段、评价体系，都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关，可以说，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医知识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学的灵魂。
如果从原始群居的猿人算起，人类社会已经历了近200万年的漫长过程。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地认识了自然界。火种的发现和应用改善了人类茹毛饮血的饮食条件，人们吃熟食，不仅缩短了对食物的消化过程，使人体获得更多的营养，也防止了一些肠道传染病的发生。火的应用，可使人类战胜严寒，温暖人体的肢体关节、胸腹、腰背，除驱散寒冷之外，我们的祖先还懂得了一些用火治病的简单医疗方法，如灸、熨等，用以治病除疾，养生防病。
早在夏商周时期，中国就已出现药酒及汤液。西周的《诗经》是中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有药物的书籍。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典籍《内经》提出了“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五味所入”、“五脏苦欲补泻”等学说，为中药基本理论奠定了基础。在先秦的学术争鸣中，人们关于世界本源、生命学说及人生现象等方面，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由于金属工具的运用及生产技术的提高，人们对生活的需求也在提高。在养生保健方面，则提出了主动改善个人、环境卫生，合理调配饮食等措施，并有相应制度，以加强防病保健。
《周易》是我们祖先生活及生产斗争实践的产物，是对自然界发生、发展、变化规律的总结。它以阴、阳来阐述宇宙间事物的变化规律，即“一阴一阳之谓道”。宇宙万物时刻在运动着、变化着，天体的运转、地壳的变迁、四时寒暑、昼夜晨昏的更替，无一例外，人亦如此。《周易》立论的目的在于掌握自然变化规律，着眼于自身的安危，强调审时度势，顺应自然，力求主观与客观的协调统一，以防患于未然。这种居安思危，未变先防的思想，正是中医养生思想的理论渊源。
这种学术思想也直接影响着中医医学理论。诸如：阴阳学说、天人相应学说等等，皆源于易理。
汉唐时期，道、儒、佛思想盛行，三家之说影响着当时整个社会。不少医家于道、儒、佛之说有精深的研究，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从不同角度吸收、融合了道、儒、佛的理论观点，使之成为医学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丰富了养生学内容。
中华名医
中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涌现了不少名医，也出现了许多重要学派和名著。
说起中医史上的名医，人们自然想起华佗。《后汉书·华佗传》曾记载，华佗对需要开刀的病人，先让他用酒服用“麻沸散”（先以酒服麻沸散），喝过“麻沸散”的病人像喝醉了酒一样失去了知觉，再为病人剖开腹部，取出结积物。如果病在肠胃，华佗能开刀取出肠子，剪掉有病的肠子，洗涤干净后，再缝合好，敷上药膏，四、五天就会愈合，一个月就能长好。
华佗使用“麻沸散”为病人进行外科腹腔手术要早于西方1000多年，其中，“麻沸散”是华佗创制的麻醉药。不过，华佗被曹操所杀之后，麻沸散失传。虽然后人对“麻沸散”进行了多种探索，但迄今为止，人们仍不知道“麻沸散”的配方到底是什么。
扁鹊的一生也极具传奇色彩，和华佗一样，其诊断、治疗都极具传奇色彩，他们的诊治办法常常使人们大跌眼镜。特别是扁鹊、华佗观面相而预知生死，最让世人刮目相看。
被后人们尊称为“药王”的孙思邈7岁时读书，就能“日诵千言”，到了20岁，就能侃侃而谈老子、庄子的学说，并对佛家的经典著作十分精通。但他认为走仕途，做高官太过世故，不能随意，就多次辞谢了朝廷的封赐。唐太宗即位后，召他入京，见到他50多岁的人竟能容貌气色、身形步态皆如同少年一般。
没有正史立传的张仲景是我国东汉末年的一位名医，他的《伤寒杂病论》是我国的医学名著，被誉为中医理论和临床的经典。张仲景和《伤寒杂病论》不仅影响了中国和中医，也影响了世界医学界。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写道，外感风寒即使不治疗，只要不发生并发症，7天就可自行痊愈。如果7天不好，则会延至7天的倍数，如14天或21天，这被称为七日节律。现代科学实证，人体确实存在着生理、病理的时间节律，却始终找不到控制这一节律的因素。
中国的民间医学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而医学中很重要的一个分支，中国法医医学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我们所熟悉的电视剧《大宋提刑官》便是根据南宋提点刑狱公事（简称提刑官）宋慈撰写的《洗冤录集》改编的。宋慈曾在今江西、福建、广东、湖南等地任刑法官，有丰富的法医学知识与临场检验的经验。他以亲身经历并参考前人的法医学论述，吸收当地民间流传的医药知识，编撰《洗冤录集》（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室）。书中综述了人体骨骼，尸体检验、现场勘察、死亡鉴定、毒物鉴别以及对自缢、溺水、冻死、渴死、杀伤、胎动等急救方法。在“滴血辨亲”条目中，已提出了父母与子女的血型关系及其在法律上的重要性。此书比意大利人菲德里于公元1602年写出的西方第一部法医学著作早300年，西方普遍认为正是宋慈开创了“法医鉴定学”。
《洗冤集录》自公元13世纪问世以来，成为历代刑狱官案头必备的参考书。后世的著作基本上是以此书为蓝本加以订正、注释和补充的。后来，《洗冤集录》流传到海外，公元1779年，法国人将此书翻译，并刊于巴黎的《中国历史艺术科学杂志》。公元1863年荷兰人第吉利代将此书译成荷兰文在巴达维亚出版。公元1908年，法人又从荷兰文转译成法文，德人又转译成德文。此外，《洗冤集录》还曾被译成朝、日、英、俄等国文字。
衰落与重生
中医药的兴衰与中国文化的兴衰似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两者共同进退，在当下甚至同病相怜。
从19世纪清朝的没落到20世纪初，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传统文化逐渐衰退，中医药的命运也与我国传统文化一样衰落。甲午海战之后，中国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一个世纪，建立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基础上的西方医学传入我国并快速发展，中医却错过了这一历史机遇，面对来自西医的挑战固步自封，从此开始走上衰落之路。
中医学被当作阻碍科学化的堡垒，更是受到近代许多文化名人的不正确指责，中医的指导思想“阴阳五行”学说，被斥为玄虚的封建糟粕。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海归派”，效仿日本取消“汉医”的政策，要消灭中医。1912年北洋政府决定不发展中医教育，1929年国民党政府开始有组织地取消中医，建国前的中医界逐渐走向衰败。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医药正式进入了科学实证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广泛开展了中药的植物学、鉴定学、化学、药理学及临床医学等多方面的研究，为确立药物来源、鉴别药材真伪、说明作用机理提供了科学依据。1977年《中药大辞典》的出版，使典籍记载中药数目多达5767种。
在落寞了一个世纪之后，中医在抗击非典中，显示出了它的优秀特质。
西医对于使用激素治疗非典患者留下的后遗症束手无策，人们开始逐渐将目光转移到中医上来。西医治病寻找病原，以直接对抗的方式“以夷制夷”，而中医辨证施治，运用温病学以及辨证理论，通过症状锁定疾病，并提高机体抗病能力。尽管这种暗箱取物的方式在今天看来颇有些玄机，但中华民族五千年生息繁衍的历史证明了它的科学性。在采用中医治疗方案的广州中医药大学附一医院全部病例平均退热时间为2.97天，平均住院时间不到9天，且该院1000多名医护人员，无1人感染。这是中医药发挥辨证施治、整体调节患者自身免疫力和增强抗病能力的最好实证。
虽然人类的实践已经证明，单纯的中医已经不能成为现代医疗卫生体系的主导，但是西医只要有一个领域的进展，中医都有它发挥的空间，并且在部分领域占有优势。在人类生存环境日渐恶化的今天，中医以及其预防医学方面的成就将更有利于人类活得更长、更好，这也是延续五千年的中医养生思想的精髓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