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
桂林街六十一至六十五号之三、四两楼，新亚书院创始期之黉宇也。书院初名亚洲文商，成立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假一中学课室，夜间授课。次年春，创校院长钱穆先生获旅港沪商王岳峰先生之助，始长期租下桂林街校舍，易校名为新亚。新亚师友作息于是楼者先后七阅寒暑。兹值斯地辟为公园，旧有楼宇悉数拆除，新亚师生与校友惝然若有亡焉，于是决意立碑纪念，以存往迹，并昭来者。
新亚书院之创建为香港教育史上一大事。此大事为何？曰：三五豪杰之士于乱离流浪之中，欲为中国文化建一托命之所也。当书院初创之际，中国文化适遭阳九之厄，数千年传衍之价值体系竟不容于神州大地。悲愤之余，流放香港之中土师儒莫不奋起而思有以自靖献也。先是崔书琴、谢幼伟两先生推钱先生为亚洲文商院长，然未几皆离港他去。唐君毅与张丕介两先生则应邀而补其阙者也。及学校易名迁入桂林街，钱先生仍总揽院事，唐、张则分掌教务与总务。此三先生为书院尽瘁，有始有终；世咸以护法元老目之。
新亚者非徒与古为新，亦与时俱新也。于何征之？以其持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也。是以六十年来之教学原则唯在致广大与尽精微之交互为用，而无所轩轾于中外古今之间。师法宋明书院，亦新亚之一大宗旨也。析而论之，盖有二端：新亚学规揭橥以人物为中心之教法，即重人师尤过于经师之意。桂林街时期师生不过数十人，名为学校，实等家庭；师如北辰，弟子则众星环拱。故经师人师合一，言教身教并施。此其一。宋明书院必兼重社会讲学。新亚迁入桂林街即开设周末文化讲座，听众来自社会各阶层。虽讲室简陋，设座不能容百席，然寒暑风雨，听者常满。讲座持续有年，影响可知。此其二。
桂林街时期，新亚之创造阶段，亦最艰困之阶段也。迁入不数月，经费即告竭。钱先生不得已，遂亲赴台北，乞援于旧识，然所得亦仅足供最低限度之日常开支而已。此所以一九五四年美国雅礼协会之慷慨支持遂成为校史上一划时代之大事也。雅礼之义举，一波动而万波随焉。于是有香港政府之拨予农圃道校址，有美国福特基金会之捐赠建筑经费，更有哈佛燕京学社之资助新亚研究所。点睛之龙，破壁飞腾，自此始焉。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一日农圃道新校舍举行落成启钥典礼，新亚之艰困于焉稍纾。然而艰困与创造相偕以俱至者也，书院之规模与精神实皆创辟于此艰困阶段。兹当告别桂林街，爰就所知，择新亚创业时期之关键事迹，大书于校史之首页，为天下后世告。
叙事既毕，复参以校歌之辞勒为碑铭，铭曰：
岁在己丑，龙战方殷。中原板荡，弦诵音沉。
师儒失所，托命海滨。乃建庠序，重振斯文。
未迁农圃，先启桂林。自由讲学，广大胸襟。
东海西海，此理此心。旨哉校训，曰诚曰明。
艰险奋进，困乏多情。永无止境，新亚精神。
首届毕业生余英时敬撰
二〇〇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摘自《情怀中国—余英时自选集》，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