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选择大城市时有一个误区，就是只看到大城市的机会多，却没有想到分这些机会的人也多；如果拿这些机会除以等待其垂青的人数，大城市的机会未必见得就比小城市多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韩永
5月，在北京工作的付勇和他的两个同事同时奔赴三个城市看房。他在合肥看了三个楼盘后，匆匆付款；他的两位同事，一个在廊坊错过了开盘，另一个在石家庄苦等开盘未果。
付勇的大学同学申子龙，在北京一家房地产杂志社上班，他发现，近期有关外地房市的咨询渐渐多了起来。在一个由他主持的房市论坛上，很多网友表示近期有去外地看房的打算。申子龙3年前卖掉广东的房子二度赴京，近期却离京之意甚浓。
新浪网近期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白领所做的一份调查显示，在回答“是否有回乡发展打算”这一问题时，有75.2%的一线城市的网友选择了“有此打算”。而在回答离开一线城市的原因时，有31%的网友选择了“房价太高”。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说，白领从一线城市撤离虽然尚难断定已是一个潮流，但趋势明显。
买不起，躲得起
在决定去合肥买房之前，付勇在北京已经无计可施。
春节过后，付勇怀揣东拼西凑来的60余万元，决定在北京回龙观附近买一套二手房。毕业三年多来，家人在买房一事上不断敲打他，新婚不久的妻子总是把房和“幸福”等敏感的词汇联系在一起。
付勇在一家业内知名的专利公司工作，月收入上万元，他的妻子龙小小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法务，月收入也有五六千元。这种状况曾让他们颇为自豪，以为在强者林立的北京的竞争中已占有一个有利的身位。
但付勇很快发现，自己的收入在与房价的竞争中节节败退：2006年9月份，他在工作三个月后第一次拿到7000块钱，当时回龙观的房价每平米还不到6000元，买房还配送小轿车。此后，他的收入在三年半的时间里增加了三分之一强，而回龙观的房价则在其间上涨了一倍有余，到2010年春节前夕达到15000元/平米。
没事的时候，付勇就会和龙小小算一笔帐：按他们现在的收入，一年省吃俭用，最多买下来6个平米，如果要买一套90平米的房子，需要15年。算上银行的利息，则需要25年左右。到时候，他和龙小小都已经55岁左右。他说，以前说起人生的价值似乎高深莫测，现在看起来则简单明了：就是一套房的价值。
这种算法，没把两人可能的发展考虑进去。他说，这基于两种考虑：一是现在的收入已处高位，上升的空间不甚明了；二是上升的空间有可能会被房价的浮动抵消。
后一个逻辑很快就得到了应验——付勇按照春节前的价格准备的首付，春节后很快就派不上用场了。
房产中介一开始热情异常，几乎一天来一个电话，让他们去看房，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3月中旬。
付勇当初要买二手房，价格是一个主要的考量。但二手房贷款涉及到一个价格重新评估的问题。付勇说，在回龙观地区，成交价格2万元/平米的二手房，大多只能评估到1.2万/平米，银行只按照这个价格发放贷款，剩余的8000元/平米，还得由个人支付。如果是一套100平米的房子，按照20%的首付比例，个人在买房时需要支付的金额为：0.8万元/平米X100平米+1.2万元/平米X100平米X20%=104万元。这是付勇无法承受的。
付勇跟爱人说：看样子是买不起了。爱人半天没吱声，然后幽幽说了句：要不去合肥买吧。对付勇来说，爱人的表态，意味着撤离北京的最后一个障碍已经不复存在。
二三线城市机会
在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工作的孙越在2000年初来京。如今10年过去，他突然有一种无论如何也融不进这个城市的感觉。
这种感觉的部分来源，在他看来，是没有获得认可。与付勇不同，孙越对房子的需求并不强烈，他过去曾经在广州买过一套房，但他并没有感觉到这与租房有什么差别。他和妻子孟金都崇尚自由，容得下漂泊，却容不下实现不了自我。
这种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强烈。孙越说，他今年33岁，黄金的工作时间还有10年，这10年怎么分配是个问题。“是不是一定要放到北京？我看不一定。哪儿有实现自己的机会，就到哪里去。”
夏学銮教授说，很多人在选择大城市时有一个误区，就是只看到大城市的机会多，却没有想到分这些机会的人也多。如果拿这些机会除以等待其垂青的人数，大城市的机会未必见得就比小城市多。
孙越的初步的想法是，在爱人孟金的老家烟台，开一个公关公司。他曾在2003~2004年在北京的一家公关公司做过策划总监，他说，自己对北京的很多想法正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升腾，但后来由于个人原因赴广州发展，再回来时发现已物是人非。
孙越对可能会在今年成立的这家公司信心满满。他前期所做的一些调查显示：这一行业在烟台发展的潜力巨大，但现有的相关服务尚无法满足。
付勇决定离开北京的另外一个因素，也是他看到自己从事的专利服务业，在合肥已经流露出巨大的需求，而对这种需求的供给却差距甚大，以致于很多客户不得不千里迢迢找到北京。
一位在薪酬方面颇有研究的创业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在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收入方面，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之间差距并不明显。该公司选取了天津、郑州、杭州、昆明4个二线城市和一线城市对比后发现，在2007至2009年，这4个二线城市的薪酬增长率，超过了一线城市。这些城市的收入增长，正在制造出大量的需求。
一些眼光犀利的企业已经捷足先登。一份统计资料显示，近几年外资企业布局二线城市的速度有加快趋势。以成都为例，截至2009年，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133家落户该市。
《2009中国十佳投资环境城市排行榜》显示，分列前5位的城市分别为大连、徐州、高雄、福州和宁波，前10位中没有一个一线城市。
企业的落户带来了就业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对于白领具有致命的吸引力。跟随付勇回合肥看房的龙小小发现，合肥的企业藏龙卧虎，而之前她一直以为合肥“庙”太小，盛不下自己这尊“佛”。
夏学銮说，白领向二三线城市转移的过程，大体上沿袭了这样一个路径：先是地方政府筑巢引凤，吸引了资金和技术的流动，这些资金和技术进一步吸引了人才的流动。
在这股流动大潮中，还有一个不显山露水的支流，它既不为房价所动，也不为寻求认可，而是在经历了一枝独秀的工作追求后，试图寻求一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北京某公关公司副总杨秀卿就是一例。春节之前，他卖了北京的房子，在成都买了套房子，一旦工作交接完毕，就举家迁往成都。
孙越曾做过杨秀卿的同事，对他的这一转变的背景甚为了解。“他以前是典型的干活不要命，也不顾家。为此，家庭没少闹别扭，去年查身体还查出了很多毛病。一夜间蓦然惊醒，发现在得到所谓成功的同时，却失去了更多的东西。”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任邱泽奇告诉本刊，由他主持的一个有关中国家庭幸福的调查显示，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对幸福的感受，在一定的范围内与收入是成反比的。
今年2月份，中宏保险发布《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在各地幸福指数排名中，江苏、四川、福建、重庆排名前四，而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深圳、浙江等地则排名垫底。
观念背后
人们对租房的下意识排斥，是推高房价的重要因素。
这一观念所带来的影响之一，是中国房屋的租售价比严重高出国际警戒线。在国际上，租售比的合理范围是1：200—1：300，但据北京市中原三级市场研究部统计，从2006年开始，北京的租售比就已经突破了1：300，并在2009年底达到了1：545。在年后新一轮的房价上涨狂潮后，业内人士预测，现在的租售比可能已经突破了1：600。
“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观念的成本(或收益)。”一位房地产业内人士表示。“对买房来说是成本，对租房来说是收益。”
选择到合肥买房，付勇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将来好为孩子上户口。他的两位同事离开北京，也有类似的考虑。
付勇在合肥开盘的现场看到，交易呈现出一派卖方气象。售楼小姐对来看房的人表现出在市场火爆时惯有的爱答不理，在看房人中间则充斥着一种生怕赶不上最后一班车的恐慌心理。他说自己受到了这种气氛的影响，“再不买，怕在合肥都买不起了。”与他同一天去廊坊看房的范均波晚到了一个多小时，好的户型在她到之前已被抢购一空。这种场面显然影响了邵丽颖的情绪，在上次等待开盘未果后，她现在几乎每天一个电话，催着开发商开盘。业内人士担心，这种从一线城市蔓延过来的恐慌，或许会为二线城市的房价提升推波助澜。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在这种旺盛的购买欲望背后，除了有传统的观念作祟外，也是民众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在无法依赖政府和社会提供保障的情况下，只能是自己把自己包裹起来。“这与中国高储蓄率的逻辑是一样的。”
夏学銮说，在国外，购房并不是一般家庭的首选。“在美国，起码有一半的人选择租房。”他说，通常是政府通过扶持少数房地产公司建设大量的公共租赁房，然后以合理的价格租给民众。而在美国的电影中经常看到的私家花园洋房，只有少数的富人才能买得起。
政府已经关注到白领的这种流动，应对的措施已在酝酿中。上海市市长韩正在今年3月7日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表示，面对“房价已经脱离老百姓收入”的现实，上海市要分三个层次完善住房保障体系。一个是廉租房，一个是经济适用房，还有一个是公共租赁房。他特别指出，经济适用房未来的方向就是要解决新上海人和小白领的问题。“让小白领通过自己若干年努力以后，可以买得起一套经济适用房，这是我们的方向。”
上海市政府参事、复旦大学原社会学系主任谢遐龄指出：“上海市政府也很着急，因为干活的就是这些白领。”
白领逃离：只是一种想象？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韩永
受访人(以姓氏笔画为序)：
邱泽奇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任) 周晓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夏学銮(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 谢遐龄(复旦大学原社会学系主任)
逃离是否成潮流还有待判断
《财经国家周刊》：在没有充分数据支撑的情况下，怎么样评估白领逃离这一话题？
夏学銮：目前有这种倾向，但还没有形成一种潮流。它能不能成为潮流，还要看中小城市发展的情况。
周晓虹：我觉得(一线城市的房价飙升)可能会放缓人们(进入一线城市)的选择，但是很难把已经(在一线城市)扎下根来的人赶回去。比如过去每年进入一线城市的人员增长率为5%，现在可能是3-4%，但是让白领回二线城市，我觉得还是一种想像。因为它和工业化的潮流是不相吻合的。比如像东京和首尔这样的城市，现在的人口都在3000万以上，生活成本也是很大，但是人还是拼命往里面跑。
《财经国家周刊》：那能不能说一线城市生活成本的提升，已经慢慢逼近白领的承受极限？
周晓虹：这个也很难说。因为它在逼近一部分人底线的同时，给另外一部分人以空间。
我觉得在承受的能力方面，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是没有差异的。举一个例子，香港大学的教授月薪可能是6~8万港币，我们觉得很多，但是你要知道他们买一个100平米的房子需要付出600万到1000万港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们拿的钱跟你差不多，多拿的部分支付了包括房价在内的生活成本。
到二三线城市，买房和其他生活成本固然会少，但是你的收入也会少，并且机会会更少。
我们无路可逃。中国的房价高不是一线城市高的问题，已经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当北京、上海等地的房价已经高到白领承受底线的时候，其他地方房价的高度，也逼近了当地小白领的承受的底线。所以，我觉得白领逃离是一个伪命题。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人相对于国外置业的需求是否更加强烈？
邱泽奇：中国人就讲有恒产才有恒心。这是计划经济的一个反叛。凡是现在着急买房的，多是那些年龄在四五十岁的人，之前一无所有，现在有点就宝贝得不行。这其实是一种从众思维。这也是一个传统的集体型社会的后果。
周晓虹：(中国人置业观念更强)这个确实是。但城市的大小不是人们买不买房的变量。中国人跑到美国也要想方设法买房。当我们的政府不能通过多途径满足人们的需求时，人们对买下来的看重就会加大。因为你无路可走。
流动会促进城市均衡发展
《财经国家周刊》：这种流动为什么发生在白领身上，而不是其他群体？
谢遐龄：其他的群体也有流动，比如农民工。但由于其不以定居在城市为目标，所以其流动不被认为代表着一种变化。白领是以在某一个城市里定居为目标的，这种流动是其目标实现不了后的一种变化。他要寻找能实现这些目标的地方，这个目标一般就是洋房、汽车之类的。
《财经国家周刊》：在中国，以前是否出现过类似的流动？
夏学銮：以前都是制度性的流动，比如上山下乡、干部下放，或者是为了解决两地分居问题。自觉地、理性地形成规模的流动，以前还从来没有过。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评价目前的这种流动？
夏学銮：现在一般是先撤离到二线城市。我说这还没有完全放下架子。应该是哪儿发展机会更多，就到哪儿去。如果是观念不能转换到家，说不定还会发生再一次撤退。这跟中国人虚荣的人格有关系。我们的面子自尊高于人格自尊，外自尊高于内自尊。
这种流动，会促进社会的均衡发展，二三线城市也将由此改变在与一线城市的人才争夺中总处于劣势的处境。
邱泽奇：如果这种流动是人们的一种独立选择，就应该值得鼓励。现在房价飙升，不就是人云亦云、大家跟着跑的一个恶果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