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当我们的社会经常被一些悲剧性事件、一些极端化的恶性案件所困扰时，仔细分析这些事件、案件，我们会发现一个事实：无论是悲剧的主角还是案件的制造者，都存在某种程度的无力感、焦虑感与抑郁感，诱因则包括疾病、家庭矛盾、单位冲突、不公平待遇，等等。同时我们也发现，在这些消极负面情绪产生与累积的过程中，较少从外部环境获得互动、疏通和消解。
人是社会的动物，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心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信息为基础的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的结果，或者说，社会互动是人存在的重要方式。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人也是在和工作情境（如做工、交易、谈判、会议等）、社交环境（如餐叙、郊游、运动、娱乐等）、熟悉情境（如家庭、亲戚、邻居、下班后同事等）的不断互动中，与外部世界建立起情感关系、工具关系、混合性关系等多种关系。如果没有和社会的互动，则所谓“自我”必然是封闭的自我，是容易滋生消极情绪和极端思维的温床。
上世纪的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公式，“I+We=Fully I”，我加上我们才是完整的我，“只有当我们是一体时我们才是个体”。其涵义是深刻的。那些不能“融”于“我们”、不能和“我们”互动的“我”，是孤寂的灵魂，是只在内部呼喊而得不到外界回应的灵魂，也是令社会不安的灵魂。
关心、关怀那些孤寂的灵魂，是社会方方面面的责任，既是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的政府的责任，也是政府之外的企业、学校、单位、社区、媒体、非营利组织等社会成员的责任。更广义地看，一切和个体之间存在关系的组织（例如移动中的交通工具、医疗服务网等），都负有和服务对象（“人”）进行良性互动的责任。否则，某一个社会环节中产生的问题，其代价可能要由另一些无辜的受难者承受。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我们不仅要自主负责地生活，还要负责地对待他人，我们对他人释放的善意，恰恰也是在促进自身环境的和谐与安宁。
更进一步去思考，为什么当代社会会出现这么多“我和我们分离”的现象？
汇丰集团主席葛霖指出：“一个巨大的讽刺是，在这个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连接最紧密、网络最发达的年代，我们彼此之间永久的联系和纽带却更少了。所有旧的意义上的‘社区’都衰落了，取代它们的是新的、不固定的‘网络社会’，充斥于其中的是一群群烦躁不安的人们，他们通过设在加州的服务器连接。”想想吧，人与人之间，直接的、面对面的沟通，是不是越来越少？
英国思想家查尔斯·汉迪认为，“经济挂帅的主流社会”中潜藏着许多忧虑与困惑。他的研究显示，在美国，42%的工作者觉得一天结束时已被“掏空”，69%的人希望过更放松的生活；在英国，77%的管理者觉得工作紧张，74%的人担心工作影响与伴侣的关系；在法国，80%的人不再相信经济将会有所改善。他写道，“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个雕塑公园里有一尊雕像：一件无人穿的雨衣（Empty Raincoat）……穿行在一排又一排的隔间、一间又一间的办公室之间，我感到那里的人们正处于为了他们的角色而牺牲掉自己个性的危险之中，也许他们只是些无名的‘角色扮演者’。”“我们并非天生要当有名无实的‘空雨衣’：薪水名册上的编号、经济学或社会学研究中的‘原始资料’、某份政府报告里的‘统计数字’……人生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增长而沦为某部大机器的无名齿轮，终日疾转，不知目标何在。”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提出，当代的很多问题在于人们奉行的是“狭隘的发展观”，即只重视GNP增长的发展观。他由此倡导“聚焦于自由的发展观”，“自由”包括人们免受与贫困相连的各种困苦的能力(例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等等)；包括人们享有运用其经济资源去消费、生产或交换的机会；包括教育、保健等方面的社会安排;包括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需要的信用，以及交往过程的公开性、对信息的发布及其准确性的保证；包括防护性保障，即为了济贫、赈灾、救急、扶助老弱病残等目的而建立的社会安全网。在森看来，这些自由一方面要靠法律规定的各种权利来保证，另一方面又涉及一个社会为其成员提供的各种“资格”。比如说，失业者有资格得到救济，收入在最低标准线以下的人有资格得到补助，每一个孩子有资格上学受教育。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莱恩在其2000年出版的《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一书中指出，在1960到2000年间，按不变价格，美国人均收入翻了3番，但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从40%下降到30%。他分析说，在市场经济中，往往不是把人看作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活生生的灵性，而是看作诸多生产要素中的一种，就如奈特(Knight)所说，“人往往将其他人看作是赌博的老虎机”，陷入“手段拜物教”。
莱恩发现，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以前，收入每提高一点，就会使人感到更幸福一些。而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收入带动幸福的效应开始呈递减态势。这一发现的公共政策含义是：政府应在分配政策上向低收入阶层倾斜，因为富裕阶层减少一点收入对他们的幸福不会有什么影响，而贫困阶层收入增加一些会使他们感到幸福了很多。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社会转型期弱势阶层利益相对受损，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中司法正义和社会公正的缺失，都是导致“我和我们分离”的原因。因此，从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分离走向互动与融合，让心不再孤独，让灵不再饥饿，是舒缓社会压力、构建和谐清新的人与人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大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