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
快马送来红旗捷报，令恭王府、紫禁城，乃至整个北京城陷入了狂欢的喜悦之中：4天前（1864年7月19日），曾国荃所部湘军终于攻入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南京），历时13年的太平天国燎原大火，基本被扑灭。
大清中央核心的“三驾马车”——31岁的恭亲王和29岁的慈禧太后、27岁的慈安太后，似乎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消除另一个更大的隐患：手握湘淮百战雄兵、脚踏东南膏腴之地的53岁的曾国藩。
逐鹿问鼎
千里之外，南京大屠杀刚刚退潮。长江航道上拥满了开往湖南的各色船只，据说那都是运载“战利品”的。
曾国藩则忙于处置刚刚于前一天（7月22日）捕获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这位太平军中最天才的将领，随后在大牢中写下了洋洋数万字的“亲历”，痛切地分析了太平天国的兴亡。但恭亲王及世人看到的“亲历”，却是个被曾国藩删改了的“洁本”——据说李秀成在“亲历”中劝曾国藩自己称帝，恢复汉家天下。
权力的本质就是影响力。曾国藩其时已经成为大清国最有权势的人物，同时也成为吸纳各种资源的天然磁场。除了李秀成之外，还有很多人希望曾国藩“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有条件的要上，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上。在野史中，无法被证实、也无法被证伪的“劝进”故事，还有好几个版本：
攻陷安庆后，曾国藩帐下大将彭玉麟被任命为安徽巡抚，在迎接曾国藩时，塞了个小纸条：“东南半壁无主，老帅岂有意乎？”曾国藩阅而变色，急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字）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然后把信团起吞下肚去；
攻陷天京后，曾国荃和湘军其他将领们，欲效仿陈桥兵变，制造第二个赵匡胤，给曾国藩来个黄袍加身。曾国藩听说后，“彷徨无措，踯躅徘徊于室中者通宵达旦”，第二天他告诉老弟说：“人家待我们还好，何忍出此？”
曾家子孙们也有类似的记载。曾国藩幼女曾纪芬就曾说，老家湘乡的工匠唱民歌，歌颂她老爸，有两句就是：“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南京做皇帝”。
应曾国荃邀请，为湘军撰写英雄事迹《湘军志》的湖南狂生王闿运，据说也劝曾国藩问鼎中原。曾国藩什么都没说，以手指蘸茶水在茶几上写了多个“谬”字，然后走开，让王闿运自己领会。
王闿运是研究和贩卖帝王术的专家，日后在晚清和民初大名鼎鼎的杨度，就是他的学生。杨同学在一首名为《湖南少年歌》里，如此讴歌他的王老师：“更有湘潭王先生，少年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横。曾胡却顾咸相谢，先生大笑披衣下。”终王老师一生，其“销售”业绩都不理想，倒是杨同学青出于蓝，成功推出了一个“洪宪皇帝”袁世凯。王老师晚年很郁闷地自挽道：“春秋表仅成，剩有佳儿传诗礼。纵横计不就，空留高韵满江山。”
防范曾国藩坐大，这几乎是朝野上下一个公开的秘密。1854年，曾国藩率军攻占武昌，咸丰皇帝欣喜异常，要任命曾国藩担任湖北省代省长（署理巡抚）。委任状刚发出，军机大臣祁隽藻就劝阻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咸丰皇帝闻之心惊，立即追发一道圣旨，收回了前面的委任状，改授曾国藩国防部副部长（兵部侍郎）的虚衔。
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曾国藩在前线的处境一度十分艰难和尴尬，“无土无财，无位无民” ，“武不能补千把外委之实，文不能辖府厅州县之官”，更为头疼的是，因为没有地方官的头衔，筹粮筹饷十分困难，备受掣肘。后来，干脆借奔丧为名，撂了挑子在老家静观局势。直到局势日益糜烂，中央不得不同意赋予其地方实权，他才出来工作。
激流勇退
在曾国藩最有可能问鼎中原、逐鹿天下的巅峰时刻，他踩下了紧急刹车。
8月1日，曾国藩获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曾国荃获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伯爵。先后获封的，除了湘军系的人马外，还有恭亲王、文祥等中央大员，李鸿章、官文等其他前线将领，充分体现荣誉属于集体的原则。14天后，他上奏，请求中央同意裁撤湘军，并且要求停解广东、江西厘金，这等于是自觉交出了兵权和财权。
两个月后（10月4日），年仅40岁的曾国荃“病”了，由其大哥曾国藩代奏，请求提前“病退”。曾国荃的“病”，来得很及时、很讲政治。
曾家兄弟自释兵权之后，中央也给足了他们面子。曾国荃曾经谎报说，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福在南京城陷时被杀，实际上突围而走，最后左宗棠将其抓获，中央下令就地处决，不必押赴北京献俘，避免了曾家兄弟的难堪。
曾国藩对政治站队向来敏感，信奉“君子不群”的原则，不主动拉帮结派。早在三年前（1861年），即恭亲王和两宫太后发动辛酉政变那一年，曾国藩很明智地拒绝了王闿运的游说，躲过一场大难。根据王闿运之子王代功编撰的《湘绮府君年谱》记载，当时，恭亲王、两宫太后与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微妙格局，同在热河的肃顺与两宫太后已经多次发生正面冲突。作为肃顺一手提拔和扶持起来的干部，外人都坚信曾国藩与其关系密切。王闿运当时很为肃顺所欣赏，他写信给曾国藩，建议他领军入朝，联合肃顺与恭亲王，抵制太后的垂帘听政，“亲（指恭亲王）贤（指肃顺）并用，以辅幼主”。曾国藩不想蹚这浑水，“得书不报”。不久，恭亲王与太后们叔嫂联手，打倒肃顺，王闿运失去政治前途，对曾国藩“太息痛恨于其言之不用”。在政变后查抄的肃顺文件中，曾国藩除了公文往来外，别无私信沟通，因此被恭亲王认为立场坚定、是非分明，得免纳入“肃党”之列，躲过了一次政治大清洗。
恭亲王和两宫太后上台后，实行“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并行（参阅本专栏5月17日《叔嫂共和一国两制》）。这个年轻的领导核心，在行政方面奉行“不折腾”的稳妥原则，对肃顺执政时推行的大多数政策，包括引起很多满族干部不满的重用汉人，基本维持不动。
令曾国藩大感意外的是，政变后18天，新的中央核心就发布上谕，命令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身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掌管浙江全省军务，还命令杭州将军瑞昌帮办。以一个汉人总督而节制四省，并且明确驻防将军只能做副手，这一放权力度之大，创下大清国历史纪录。
曾国藩在家书中，对新的领导集体评价道：“京师十月以来，新政大有更张。皇太后垂帘听政……中外悚肃。余自十五至二十二日连接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
面对“可悚可畏”的局面，曾国藩十分“识趣”：多次奏请中央派出工作组，到前线监军；多次辞谢中央的奖励，表示不打下南京，无颜受赏；甚至主动表示，组织人事任免大权应仍归于中央统一掌握，地方大员不应越位，等等。
在曾国藩与中央的大量往来公文中，充斥了互相表白、肝胆相照的信息。中国历代的权臣，多数在起初并无不臣之心，但却疏于或懒于沟通，不注意及时向中央、向领袖汇报思想动态，造成信息不对称，难免令人起疑心。上下一旦有了疑惧乃至防范之心，这种隔阂便不断扩大，恶性循环，最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善终者寥寥。
征战十年，曾国藩的湘军成为全国最大的一个派系：在同治二年（1863年），全国8位总督中，3人是湘军将领；全国15位巡抚中，9人是湘军将领，“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这种势力和实力，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曾国藩的功绩成果，也是曾国藩的“大戾”源头，他在家书中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
带刺的玫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把算盘。对于恭亲王和两宫太后来说，既希望能将曾国藩手里的枪杆子缴械，又希望曾国藩能继续发挥“余热”，至少不能立即退休，以免给人造成中央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不良印象。
自觉裁军后的曾国藩，依然受命带兵围剿捻军，直到四年后调任直隶总督。直隶总督为疆臣之首，位极人臣，如此安排曾国藩，恭亲王明显是为了酬功，也为了他能在中央身边工作，利用他在第一线所积累的多年经验，为自己正在积极推行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出谋划策、保驾护航。
但也该他倒霉，一场“天津教案”（参阅本专栏4月19日《一个特殊的使节》），开创了晚清教案的典型，夹杂在愚昧的百姓、蛮横的洋人和颟顸的官员之间，曾国藩处境艰难， “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湖南会馆甚至将他的官爵匾额“悉数击毁”，并开除其“名籍”（不再承认他是湖南人），一代“中兴名将”、“旷代功臣”，“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甚至“谤讥纷纷，举国欲杀”。幸亏此时江南出了个“刺马案”(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电影《投名状》之原型)，两江总督马新贻被旧友所杀，遍布两江的湘军旧部出现不稳定的迹象。恭亲王赶紧让曾国藩回任，顺带就把李鸿章推上了直隶总督的宝座。（参阅本专栏5月3日《养就心中一段春》）
以恭亲王为核心的大清国年轻领导集体，能将曾国藩这样的权臣驾驭控制住，其政治智慧和手腕不容小觑。但对于恭亲王，曾国藩也在私下场合与其心腹幕僚赵烈文有过有趣的辩论。赵当时在上海看到了恭亲王的照片，他说：“（恭亲王）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百僚。”
曾说：“然貌非厚重，聪明过人。”
赵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他认为，恭亲王身处“姬旦之地”（即辅佐幼帝的周公），“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只有些小聪明而已，国家的大难还是难以避免。
曾国藩大不以为然，他以恭亲王的“勤政”、“免征”、“免报销”及处理官文几件事为证，认为这些“皆非亡国举动”，不存在“抽心一烂”的问题。
但在重新入朝之后，他告诉赵烈文：“两宫（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恭亲王、文祥、宝鋆）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宝鋆）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几乎一棍子横扫当时中央的所有人，曾国藩的孤傲内心只有在心腹面前才表露无遗。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其实主要只和两个人互相纠葛：一个是洪秀全，另一个就是恭亲王。这三个人都具备了南面称帝的条件，却走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洪秀全当了十来年的人间天王，最后去见了他的天父天兄，他的尸体被湘军焚毁，骨灰塞入炮膛，发射到江里，只留下疮痍遍地的大半个中国；
曾国藩挟不赏之功，忧谗畏讥，处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终于实现了平安降落，美国史学家称他是清代第一个得到善终的汉人将领；
受命于危难之中的大清总理恭亲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却在收复南京的第二年（1865年）就差点被打倒，虽然在满洲亲贵们的支持下，重新站了起来，却永远地失去了“议政王”的头衔。
“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那只名叫曾国藩的蝴蝶，终于没被帝位这一带刺的玫瑰所扎伤，平安降落在历史的荆棘丛中……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国运1909》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