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乐清“人民听证”解读
21世纪经济报道
申剑丽
基层民主生态到底是怎样的?最近,包括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等智囊部门专家在密集调研。
5月中旬,作为典型个案,浙江乐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乐强被邀请到北京,面对诸多学者进行经验介绍。乐清市率先试行人民听证制度,在政府部门负责人、人大代表、普通市民三者间搭建固定沟通平台。
在每年4、5月份、9月及年底,分管副市长被要求到人大就重点议题做报告,并现场接受代表质询,年底,人大再对问题解决情况评议总结。每次会议都将邀请数十位市民代表旁听或发言。这种会议还通过网络向社会直播,唇枪舌剑也一同曝光。
在并无立法权的县级人大,如此大张旗鼓听证制度并不多见,而在全国百强县列第16位的县级市乐清,已试行两年半。
“目的是保证更多民意被汲取。”乐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乐强对本报说。
多方对话
5月18日,乐清市人大会议室,迎来今年首次“人民听证会”。目前乐清市各分管副市长共9位,包括2位短期挂职。
通过网络直播可以看到,在副市长、职能部门负责人发言后,代表依序发言,各方的时间控制较好。这样的场面在最初却不可企及。此前的发言,常常“一二三四五”说得太泛,变成了小政府工作报告。
办法是给问题画个框,依照现行监督法,他们找到了“代表议案”这把钥匙。在2010年乐清市两会后,市人大从200多条代表议案建议中,梳理出60个市民关心的重大议题,通过相关程序,提前转达相关分管副市长或部门领导;同时人大也组织代表调研。双方分头行动,最终再坐到同一间屋内,分析同一件事的症结。
“中雁景区是大家的,不是少数人的后花园。” 5月18日,浙江乐清市人大会议室,乐清市副市长钱强对景区拆除违章工作表了决心。当日,中雁景区违章建筑拆除等6个议题,在这里专题讨论。
反思基层人大作用
在日常工作中,县级人大地位尴尬,“县级人大没有立法权。按照传统做法,政府工作报到人大这一级,基本很多事情已经定了。人大需要一个平台办事。”赵乐强说。“群众有参与讨论的权利,你把问题讲清楚,哪怕最后干不了,这也是一种民主。在社会转型期,尤其必要。”
乐清市委、市政府对此都表示支持。
具体由谁搭建平台,人大被认为相对合适,“党委、政府和人大三者目标根本上是统一的。此外你不能想象在现行架构上重新搭个平台,这不现实。”
初衷既定,2008年8月,乐清市人大出台了关于议事方式的暂行规定。
为督促副市长参与,对报告实行评议票决制度,即30余位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一人一票,无记名表决,若未过半,则相关副市长继续就此项内容提交听证。
在每次专题会后,人大常委会把具体意见发函至市政府办,要求相关副市长在三月内向人大报告进展。很多副市长也因而“诚惶诚恐”。乐清市副市长李银巧就曾将年初在人大专题会上承诺的工作计划放在包里,时常拿出来看看进度。
民意汲取也有规范。乐清市人大在2008年6月发文,要求人大主任及6位副主任,分片联系指导各乡镇,每季度至少走访1次。主任、副主任及11位专职常委,被要求每年至少走访每位代表2次以上,每人每年走访代表10人次,每两年1轮换。
除推动实质问题的解决外,更重要作用在于信息畅通。赵介绍, “老百姓逐渐明白,一些事情并非政府不想做,而是确有苦衷”。
争议
一个襁褓中的制度并非没有争议。
5月中旬,赵应邀参加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协商民主”国际学术研讨会,斯坦福大学James Fishkin提出建议,“你这个吸取民意的途径应该是这样:比如村里有100户人家,每一户人家出一名代表,通过设计的表格和问卷,来搜集他们的意见”。
对此赵持保留意见,“转型期浮在面上的问题太多,而我们就这一个筐”。并且,部分群众表达的情绪化是个问题, 一年仅三次的听证,不可能一一解决个案,应该集中解决普遍性的重大问题。
目前,听证议题民主化也在尝试改进,在报纸上公开征集大众议题。此外,还尝试通过代表,去和政府“讨价还价”,“比如最近三个代表接触到一个摆摊者,十几年前被市场执法人员踢成残疾,赔偿至今未到位,我们正在介入。最近我们还在调研修建铁路导致的几十户人家拆迁安置问题。”
曾有江西某县人大到乐清调研,觉得比较好,但却推行不下去。“推行起来比较麻烦。而且你不搞没关系,搞好反而要费更多功夫”。至于下一步,赵乐强提醒不要太“理想化”。“现在学者及部分基层政府都在关注,做成了,可能有标本意义;做不成对于研究者也未尝不是好事。至少我们能够告诉别人,此路通还是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