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万历三十八年三月十八日，公历1610年5月11日，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在北京逝世，万历皇帝批准礼部奏请赐地，将利玛窦安葬于阜成门外一处由寺院改建的墓园。
为了纪念中西文化交流的著名使者逝世400周年，从今年初以来，北京、上海等地展开了一系列活动，到本周达到了高潮。
从中华文明的演化发展看，我们学习和融合西方文明的过程至今尚未完成。从利玛窦的探索中，能得到怎样的经验教训？
利玛窦以谦虚态度融入中国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教士们在中国传教活动总体上是相当成功的，这主要应当归功于他们采取的策略。利玛窦等直接接触中国不久就认识到，中国不同于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未开化的落后民族，而是一个高度发展的民族，因此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在其他地方的强加于人的布道方式，转而以一种谦虚的态度试图融入中国社会。
利玛窦刻苦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经过多年努力，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官话，而且还能用典雅的文言著书立说。他吸取教训，改成儒生装扮，头戴方巾，身着儒服，见人行秀才礼（我们今天见到的利玛窦画像是典型的中国士大夫形象）。这一改变明显适应了当时的中国国情，尤其适合士大夫口味，受到了中国人的尊重。
此外，利玛窦还很善于走上层路线，结交官僚和权贵。他往往每到一处就赠送或展示一些当时中国没有或比中国质量更好的西洋物品，打动上层人士直至皇帝的心，在他们的庇护下赢得了许多传教的便利。当然，最重要的是，利玛窦将文艺复兴以后西方蓬勃发展的科学技术作为“诱饵”，吸引中国的知识阶层，最终成功地将他们中的一些人———上海人氏徐光启是一个典型———转变为信徒。
由于掌握知识的士大夫阶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力，利玛窦就为天主教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统计，到万历三十八年利玛窦去世时，中国全国已有天主教徒13000人，而到明末已发展到38000多人。
但若从基督教向中国的传播效果乃至更高的中西方文化的第一次碰撞交流的宏观层面看，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教士在整体上并不能算是成功的。除了向欧洲发回大量信札，介绍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以及向中国引见了《几何原理》等科学著作外，老实说，他们的活动并未对后世中国造成太多深远影响。
在经过上百年与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以后，1717年，清朝康熙皇帝终于全面禁止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利玛窦等人开创的中国天主教事业于百年后陷入困境直至湮灭，西方学者与中国儒者间的友善交往也几乎完全终止。
“中国热”经历过很多不同版本
今天有无数学者热衷于挖掘利玛窦对于近代以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意义，我认为，要认清这一点，首先必须要对西方认识中国的不同阶段作一简单梳理。实际上，西方对中国的热情由来已久，像今天这样席卷全球的“中国热”，在过去500年间曾经在西方世界里上演过很多个不同版本。
神话时期 文艺复兴以前，或者更精确地说，马可·波罗以前的漫漫岁月可以被称为“神话时期”。
虽然在很早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及稍后的罗马帝国时代（中国汉朝称它为“大秦”），中国与欧洲已有零星和间接的往来，但受制于遥不可及的地理阻隔和当时落后的交通技术，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的中国与西欧几乎完全处于隔离状态，双方所拥有的关于对方的信息匮乏凌乱，而且绝大部分带有虚无缥缈的神话色彩，可信的“知识”成分很少。
传奇时期 马可·波罗开启了一个崭新时代，从那时（十三四世纪之交）一直到启蒙运动开始（十七八世纪之交）的400年，可以被称为西方认识中国的“传奇时期”。
从那时开始，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已经基本摆脱漫无边际的主观幻想，而开始建立在基本符合实际的第一手材料上；不过，这些第一手材料虽为数不少，但还只是不成系统的见闻故事和感想札记，没有达到建立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全面的知识体系的程度。
“传奇时期”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在此之前，流传于西方的有关中国的书籍的作者无一到过中国；而从那时开始，几乎每一本以中国为主题的书籍都是直接来自中国的亲历报道。
哲学时期 从十七八世纪之交到19世纪后期的将近200年，可以被称为西方认识中国的“哲学时期”。从那以后，西方几乎每一个重要的思想家的思考中都或深或浅地留下了中国文化的印记。
那个时期的中国，对于西方来说，就是今天中国人视野中美国的翻版———欧洲思考和讨论所有国际国内问题时都离不开中国这个坐标，避免不了中国的影响。总体而言，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们对中国的观察、分析和评述虽不能说十分细致，但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有些人如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等甚至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至今读来仍有很大启发。
汉学时期 下一个时期从19世纪下半叶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将这100年称为西方认识中国的“汉学时期”。这一时期的最大特征是，西方学术领域逐渐形成了一门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科：中国学（Sinology，亦称“汉学”）。中国学或汉学的诞生和完善，标志着西方对中国的认识真正进入了一个专业“科学”的阶段。
不过，中国学的很多成就恰恰建立在对中国文化遗产的肮脏掠夺之上，而且它的形成与发展也自始至终与西方国家的现实政治需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全球时期 上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出于自己切身利益和长远战略的需要，对中国的热情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顶峰。我称这一时期为西方认识中国的“全球时期”，因为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和中国的高速发展，正如很多人已经认识到的那样，今后世界上不可能再有任何一个人的生活可以完全与中国无关。
我们可以大胆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伴随着中国在各方面影响力的与日俱增，包括西方在内的全世界各个人文社会学科，尤其是哲学、政治、历史、社会、文学、艺术等领域内会增添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
中西方交流时机今天才真正成熟
我们知道，在浩瀚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真正影响过中国文化的大规模外来文化冲击也只有两次。第一次是从东汉初年开始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第二次仍然是近代以后西方文明的引进。从东汉初年一直到宋代理学的集大成，中国用了一千年时间将佛教这种完全外来的思想文化彻底地中国化，并几乎天衣无缝地整合进自身的文化传统。无巧不成书，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佛教在其发源地印度却灭绝于穆斯林的战火，以后再也没有重生过。
我认为，研究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对于我们今天学习借鉴乃至吸纳整合西方文化具有无与伦比的意义。就像中国化了的佛教不同于印度佛教一样，未来“中国化”了的西方思想文化也必然大不同于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后形成的西方“现代”思想体系。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并朝这个方向自觉努力，那么近代以来那些从所谓“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的激烈争论都是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的。
利玛窦之所以没有能够完成像1000多年前鸠摩罗什和玄奘这样的伟业，依我看是因为他不幸出生在一个尴尬的时代———新生的西方文明虽然正值蒸蒸日上的上升阶段，但彼时它尚不能对古老的中华文明产生足够大的外部压力，使得后者内部生长出一种想要接纳它的自觉渴望；而中华古代文明恰好处于辉煌顶峰以后漫长的收缩和衰落期，这使得它的目光日益转向内部，不再拥有汉唐盛世时那种对外部世界的开放和包容的从容强健的心态。
因此，即便利玛窦们凭借个人的努力和智慧赢得了中国皇帝和士大夫的接纳，但对于两种此消彼长的文明的初次接触和交锋的意义而言，作用十分有限。我们可以大胆设想一下，假如在400年前，地位上平等的中国与西方能够相互从对方那里学习到更多东西的话，以后的人类历史又将多么不同！
当代中国正站在5000年历史中的两次“双重突破”的交会点上：我们既面临着制度性的突破，又面临着思想文化的突破。秦汉体制改变了中国的制度，但其文化内涵是从中华文化中自己生长出来的；佛教改变了中国文化，塑造了后世中国的心性，但没有对中国的制度造成明显的影响。今天的中国却面临着双重改变：不仅制度需要突破，文化也有待重建，而这种“双重突破”中都有西方文明的重要影子。
同样，今天困境重重中的西方，无论在政治还是在文化上，都有虚心学习古老中国文明的有益智慧的现实需要。
而为了更顺利地实现这种文明的借鉴和融合，从而造福于这个星球上的所有人，我们仍然有必要聆听利玛窦穿越400年的充满智慧的回音。
□陈季冰（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