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琰
英国政坛正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三角恋”。以往轮流坐庄的工党和保守党在上周大选中均未赢得议会绝对多数席位，无法单独组阁，第三大党自由民主党(以下简称“自民党”)选择与谁结盟，将决定唐宁街首相府的新主人。
自民党首先与取得最多议席的保守党正式谈判，英国媒体10日报道，两党已就组建新政府达成框架协议。但看守内阁首相布朗当天宣布计划辞去工党领袖职务让组阁形势横生变数。此举被认为是为自民党与工党结盟扫清障碍。工党还表示，愿进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改革选举制度。这是自民党的核心关切，该党在此次大选中赢得了23%的选票，却因为“简单多数票当选制”只获得8.8%的议席。
目前三方谈判已进入最后关键时刻，英国政坛格局面临前所未有的改变。
剑桥大学政治系讲师刘瑜近日接受了本报专访，畅谈她对英国这个宪政发源地国家的大选观察，以及对与民主制度相关生态的思索。
刘瑜是国内最受关注的政论专栏作家之一，她去年出版的美国政治观察文集——《民主的细节》因满足了中国读者对政治正义、公共领域、制度可能性的知识渴求而受到热捧。
大选：理性、成熟
《21世纪》：2010年英国大选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刘瑜：三次电视辩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每个候选人都展示出对自己以及对手政策细节的深入了解，“摆事实，讲道理”，几乎没有任何人身攻击，没有假大空的口号，也没有引用经典诗句来煽情。(三人)就是把彼此的每一项政策——比如金融改革政策、移民政策、收入税政策——拆开、打散、揉碎，仔仔细细检视，我觉得这是一种政治文明的表现。
《21世纪》：在电视辩论会后，自民党领袖克莱格民意支持率一度飙升，但自民党最终赢得的议席却不升反减。你认为这里面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刘瑜：自民党领袖克莱格支持率一度飙升，跟他的“反体制”姿态有关，这与民众对现有两党的不满相契合。克莱格形象年轻英俊，比较“抢镜头”(也为他加了分)。
从最后的选举结果来看，自民党的投票支持率没有多少提高(比2005年大选只提高了1%左右)，议席则不升反降(从62减到57)，所以克莱格的风光有点昙花一现。
当然，英国现行的“简单多数当选制”奉行“赢者通吃”的原则，这会造成对第三党的歧视(自民党赢得23%的选票却只有8.8%的议席)，但另一方面，克莱格热的迅速降温也说明选民的成熟：如果一次电视辩论就可以改变很多民众的政治立场，那这些民众也太轻浮善变了，这是选举还是追星？所以最后克莱格没有因为一两次电视表现而成为黑马，我觉得这是好事。
选举制改革：时机已到
《21世纪》：虽然自民党一度气势夺人，但保守党和工党这两个传统政党最终维系了他们对英国政坛的主导权。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这和英国政治的超稳定结构息息相关：650个选区中，只有150个是属于摇摆选区，其它都被视为某个党派的“安全席位”。你如何评价这一现象？
刘瑜：这种选举的“超稳定结构”应该是大多数发达民主国家共有的现象，而不是英国特色。美国的“摇摆州”也向来就是那么几个。
只要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产业结构和人口分布没有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地区选民的政治倾向都应该有一定的历史传承性。比如，一个工业区，只要它不变成金融区，那它的利益所在显然是给工党而不是保守党投票。
《21世纪》：自民党领袖克莱格批评英国的选举制度已经过时，呼吁将“简单多数票当选制”改为“比例代表制”，你认为这两者各自优劣如何？未来英国议会政治和选举制度出现深刻变革的可能性大吗？
刘瑜：所谓“简单多数票当选”就是“赢者通吃”，好处是容易产生一个具有绝对优势的执政党。这有两个好处：其一，议会和内阁相对稳定，能提高决策效率；其二，责任归属明确：一个政策成功或失败，责任在谁显而易见，很难在不同党派间相互推诿。
这种选举制的坏处也显而易见，它不利于小党存活，如果一个小党在全民中有10%的支持率，但反映到议会中，也许只有2%的席位。这也是英国自民党现在的处境：23%的选票，8.8%的议席。
这是因为，虽然小党可能绝对支持者不少，但是如果它们均匀分布在不同选区，那么在每一个选区中它们都是少数，在“赢者通吃”选举制度中肯定吃亏。
如果是在一个族群、阶级矛盾尖锐的地方，现行选举制度不但不公平，甚至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激化矛盾。
比例代表制的优劣则刚好相反：更公平，但是可能效率低下，责任模糊。
英国选举制度改革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这次选举因为工党和保守党都没拿到绝对多数议席，所以都需要讨好自民党，以联合组阁。这正是自民党作为一个相对小党推动选举制度改革的时机：要约我共舞是吗？可以，但我的价码是“选举制度改革”。目前两大政党都在这方面松了口，但最后要实现改革，还有很多障碍和关卡。
保守力量反弹：正常、温和的摇摆
《21世纪》：此次英国大选，在野12年的保守党虽然没有获得一锤定音般的大胜，但总还是重新成为了议会第一大党。从2007年开始，整个欧洲政坛似乎普遍右转，偏保守政党纷纷上台，你怎么看待这种趋势？
刘瑜：“右转”很普遍吗？法国、意大利、匈牙利有点转，但也不是特别严重吧。德国是联合政府；西班牙是社会主义党执政；希腊一说要削减公共开支，就激起了民众的激烈反应。
英国虽然是保守党赢得最多选票，但是别忘了工党和自民党的选票加起来还是超过了保守党，而工党和自民党都是左翼的。
更重要的是，欧洲至少是西欧的政党，左派和右派的共性远远大于差异，真正极端的右翼是没有什么市场的。“英国民族党”(一个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政党)不但一个议席都得不到，而且经常受到媒体和民众的“群殴”。
所以我觉得欧洲政治的温和右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一方面是经济危机和政府高赤字导致民众对“民主社会主义”产生不满，另一方面是大量移民潮引起欧洲人在经济上和文化认同上的焦虑感。我觉得这属于正常的、温和的政治摇摆。
《21世纪》：英国人似乎早就预感到这是一次历史性大选，前往投票的选民人数远远超过预计，但这并不是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选举常态。通常，英国等发达国家的选民参与度很低。
请问为什么在民主制度成熟、社会福利完备、经济发达的欧洲国家，民众对于选举政治却普遍感到疲惫甚至厌倦？
刘瑜：发达欧洲国家里民众普遍厌倦、怀疑政治可能有三个原因：
第一，这个政治体系的确出了问题，让民众愤怒。比如去年英国的议员报销案事件，虽然对于大多发展中国家来说，那点“腐败”简直不是腐败，但是对于习惯于清廉政治的英国民众来说，他们非常愤怒；
第二，政治文明的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民众就“不需要”关心政治了——虽然各个政党表面上吵得热火朝天，但实际上它们的共性远远大于差异性。
而且这种共性并不是什么“天下乌鸦一般黑”，它恰恰是基于各个政党对主流民意的遵从：谁也不可能去挑战“全民医疗保险”制度；谁也不可能说“银行体系不需要改革”；谁也不可能说“穆斯林通通滚出英国”——一个叫“英国民族党”的小党这样说了，结果就是它不但一个议席都拿不到，而且它走到哪就被嘘到哪。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冷漠可能恰恰是政治信任的一个表现，因为民众知道政治家们“胡来”的可能性很小；
第三，社会发展会促进公民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由于拥有这种批判精神，所以往往越是发达国家，民众越“满腹牢骚”。其实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往往是知识分子、中产阶级比真正的底层更“满腹牢骚”，道理是一样的：教育和财富培养个体的批判精神。从这个角度来说，对政治的厌倦和怀疑不一定是坏事。
媒体：当然可以引导民意
《21世纪》：媒体继续在这次英国大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电视更是因为首次现场辩论出尽风头。不过，有位议员候选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他很不满英国“政治高度媒体化、媒体高度政治化”的现状。你认为，什么是媒体和政治间的合适关系？
刘瑜：媒体的职责就是把大选中最重大的议题从各个角度呈现出去，当然前提是媒体的多元性——比如《卫报》支持自民党，《泰晤士报》支持保守党。媒体今年支持保守党的多一些，但这是因为工党过去五年政绩不佳，以往媒体支持工党的还是很多的。
媒体当然可以引导民意，只要它以有理有据的方式来表述。在我看到的英国媒体“表态”文章里，都绝不是什么“鼓动”民意，而是有详尽的论述论证来支持其“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