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
2008汶川等地地震之后，许多社会公益与人道救援团体纷纷进入川西地区，进行多方面的救援与灾后重建工作。同时许多基于各学科专业——建筑﹑地理﹑环境科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的学术团队也动员起来，深入灾区从事科研，期望以学术知识来尽速抚平此百年巨变造成的创伤。《持颠扶危——羌族文化灾后重建省思》一书，便是其中一个学术团队的调查研究工作成果。这个学术团队，以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为首，结合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以及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等单位；参与的课题组成员，有民族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
在序言中，执笔者指出，“由于缺乏对羌族文化现况的系统普查和评估，目前保护工作只能停留在保护原则层面……缺少具体方案细节，几乎是各灾区羌族文化保护的一个通病。”这的确是一针见血之论。因此，该书序言称，“全面梳理总结羌族语言﹑文化保护的现况与发展困境，反思困境的出路并提出有深度的评估报告和方案措施，显然是当务之急。”此说明了团队的组成背景，以及其工作目标。在这样的背景及目标下，该研究团队在2009年2月1日抵达成都，5日分组到茂县﹑马尔康﹑汶川等地进行深入调查访问，2月10日返回北京。另有一组学者在2月12-14日间到北川进行对许多单位与个人的专访。《持颠扶危》一书，便是此团队近半个月羌族灾区的调查研究成果。
首先，在如此短短的调研时间里能有此成绩实令人讶异；但若注意此调研团队的构成，便不会为此感到惊讶了。原来此调研组成员不乏过去曾长期从事羌族社会﹑语言﹑文化研究之学者，如社会学者徐平﹑语言学者黄成龙与人类学者张曦等；后二者，本身也是羌族。与此团队协同考察的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更有一代代的学者如李绍明﹑刘辉强﹑李星星等数十年来在羌族田野中深耕。更重要的是此研究团队得到各级地方机构﹑团体之关键羌族人士，如省民委的周发成，羌族学会的杨光成﹑张善云，阿坝师专的陈兴龙等先生的帮助。在如此 “里应外合” 的情况下，此调研成果自然十分可观。
读了此书，我百感交集。过去多年来我曾在羌族地区作研究，因此震灾发生后一年多来，我接触过许多从事救灾及羌族社会文化重建的个人与团体。对我而言这是全新的经验。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当重大灾难造成许多的个人﹑社会﹑文化受到严重创伤而需救治之时，我们（人文及社会科学学者）才突然觉得自己对人﹑社会﹑文化的认知是如此贫乏，或感于学术认知对社会现实竟如此无能为力。譬如，灾后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同意，我们要“抢救羌族语言﹑文化”。然而要抢救什么样的羌族语言﹑文化，其具体内涵为何？以及要如何抢救？平日追求前沿理论及努力将论文发表于“核心期刊”的学者们，仍然多半是在刻板的文化概念及通俗的少数民族意象下，提出并执行种种的羌族文化抢救计划，其结果是将活生生的“文化”物质化﹑观光化，并让民族文化从一般民众的生活中剥离。
文化脱离不开生活，因此文化也难免随生活条件﹑外在环境改变而变迁。以羌族的释比（端公）文化为例，它存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中。因而即使今日我们能找到精通仪式﹑经文的老释比，也能说服一些中青代羌族来学习﹑传承释比之术，但仍不表示此文化便从此得到保存与抢救。事实上，被保存下来的只是旧文化的外壳，在此外壳下是新社会情境下的羌族文化再创造。值得深思的是，谁参与或主导此羌族文化的再造？若释比文化要靠观光演出来维持其传承，那么，此羌族文化又在人们心目中造成什么样的羌族意象？因此我认为释比文化如同许多羌族文化一样，这些“传统文化”值得在各级学术及文化机构中被记录﹑整理﹑研究﹑保存，但它们在新的时代社会情境中逐渐消逝是无人能阻挡的趋势。相反的，因其所依的社会情境并未消失，有些文化传统却在羌族村寨中维持着。譬如，只要各沟各寨人群间的区分仍然重要，各有特色的羌族妇女服饰便会是活生生的文化传统。
羌族文化，与其它民族文化一样，部分表现在本民族知识精英对本土文化的研究﹑书写与展示上。本书指出，许多羌族民间组织发展困难；地方政府常将大量文化保护资金用于硬件建设，民间文化人士有本土知识﹑构想与热忱，但却无钱做事，如本地羌族学会发刊的每年一期《西羌文化》杂志，常因缺乏资金不能印刷。
羌族语言的内涵﹑学术研究﹑当前濒危状况，以及学者对灾后拯救羌族语言的建言，在这本书中占了相当篇幅，可说是本书最主要的内容。第五章，作者孙宏开﹑周发成﹑黄成龙等述及历经20余年的共同羌语及羌族拼音文字的创作与推广；读到此特别令我感慨。由于各地羌语差异大，长期以来羌族民众便习于以四川话作为彼此沟通的共同语，各地村寨中的羌语在近百年来不断流失。所以订定一套标准羌语和拉丁拼音的羌文，是在本民族中保存及推广羌语必经的途径。为此目的，四川省民族委员会从1988年开始羌文创制工作，调集地方年轻优秀的干部﹑老师组成工作团队。我在1990年代中期至羌族地区进行田野，当时周发成兄任职于省民委民族语言办公室，为此团队的领头人，为了羌语文创作与推广之事经常到汶川﹑茂县﹑北川等地。那几年我常搭他的便车前往，也因此认得他一帮参与羌语文创作的兄弟；这些羌族朋友都曾由孙宏开﹑黄布凡教授亲授语言学知识。他们间长期在一起学习﹑一起工作培养起的浓厚情感，以及他们对创作﹑推广共同羌族语言文字的热忱，都让我十分感动并记忆深刻。他们为编羌语词典逐词激烈讨论的情景，以及，后来羌文班在威州师范学校成立，羌族家长们争相请托让孩子进入羌文班的情景，都恍如昨日。然而后来，羌语拼音文字方案一直未获主管部门批准，威州师范学校的羌文班也悄悄结束。
羌族语文作为羌族文化的一部分，见证了当前羌民族文化重建的困境，也告诉我们可能的解决之道。羌语拼音文字与标准羌语未能成功推广，不只是因为它们未获主管部门正式批准；许多早已失去本土语言的羌族民众认为无此必要，仍保留本土语言的民众又认为本地方言最地道，这些都减损人们学习标准羌语的动机。目前，我们可从传统文化（文化遗产）及文化传统（基于传统但与时俱进的文化）两方面来看此问题的解决之道。在文化传统方面，标准羌语及羌族拼音文字可被视为羌族认同下新的文化传统﹑新的社会需求。尤其在2008年羌族遭受巨震之灾后，羌族民众更珍惜关心自身民族语言文化的存续。而只有推广标准羌语，以及与之配合的羌族拼音文字，羌语才能成为一种活生生的语言，其它羌族文化也才能得到依托与发展。另外，在传统文化方面，由于多元的地方羌语方言（本地称“乡谈”）在本民族中无法用来沟通，它们逐渐消失是必然的趋势；推行标准羌族更会加速其流失。因此记录﹑保存这些多元的地方羌语（一种传统文化）是刻不容缓的工作。从这两方面来说，《持颠扶危》这本书中语言学者和羌族知识菁英们的呼吁，如建请相关部门尽速正式批准《羌文拼音方案》﹑在羌族地区各级学校设羌语教学课程﹑在民族院校中设羌族语言文化专业等等，都是中肯而切实可行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