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祝乃娟
中国一些较高级别的地方官员在新加坡的培训一直在有条不紊的进行。据悉，培训课程以中文授课，内容包括经济管理、企业管理和公共管理，至今受训的已有8000多人，分别来自中国各省及中央机关和央企。官员去新加坡培训的初衷在于“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有特殊的借鉴作用”。
新加坡的成功非常吸引人，已有大量研究新加坡转型成功的文献成果。人们很容易明白新加坡是如何成功的，但很不容易理解新加坡是如何做到的。比如人民行动党在处于执政党地位时是如何很好地做到自律的。
就中国而言，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与新加坡相差无几，一些大都市的建设也不相上下。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最关注的无疑是新加坡的政党制度，新加坡没有照搬照抄西方式“政党交替”的多党制，而实行“一党长期执政、多党并存”的政党制度，在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新加坡各方面飞速发展。中国这些官员最为关注的或许就是，在具有高度相似性的制度条件下，新加坡是怎样做到了发展与稳定、廉洁共存，政府与社会和谐。中国又应该在考虑自身条件的基础上如何很好地恰当地借鉴这些经验。
这种借鉴一开始就需明确方向，即借鉴更多应是理念上的，而非完全实际操作。“市长班”项目副主任和助理教授张志斌指出，小岛和大国之间没太多可比性，学员都能体会到，新加坡很多体系不可能运用于全中国。
这正是授课意义所在，名词与概念很容易听说，但是其真正含义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要想理解这些概念，首先需要理解它们的意愿和勇气，其次需要在这种培训中真正把握这些概念的精髓。比如，在具有很长的官本位历史的东亚社会，一些政府官员要想真正理解“公民社会”等概念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但这又是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要做的事。
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正需加深官员们对一些概念的理解。尤其在地方上，实现和谐不应一味的压或放，最佳手段应是疏导。前段时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发布《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报告指出，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应对社会矛盾和冲突，但一些地方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报告认为，政府的工作不是要消除，也不可能完全消除矛盾，而是要为其设立规则，要为这类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渠道与方式。要做到很好的疏导，就需要政府理解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概念和存在的意义，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与社会达到和谐。
评判此类培训的结果的标尺或许并不在于，这些接受培训的官员回国后引入了多少个先进的具体制度，而在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新加坡是如何在人民行动党的带领下实现了国泰民安。当然，无可否认的是新加坡有着自己的特殊性，但是，其中蕴含的一些治国理念是具有共通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