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于以微博问政为代表的公民权利践行，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在“两会”发表的近乎预言式的“民办高校破产论”夹杂在众话题之中略显黯淡，甚至有人认为这一“不够温暖人心”的言论有点耸人听闻。但现实中，经过十余年的扩招疾行之后，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确实已被推到了生死攸关的拐点。
■ 本刊记者 | 付小为 成正茂 曹栗
被扩招“挖空”的大学
细数中国高等教育的进化史，如果非要划一条模糊的分隔线，那么这条线的标号一定是1999年，这个年份的两边分别站立着前精英时代和后精英时代。让1999年的意义具象化的概念就是高校扩招。维基百科上可以看到以“中国大陆高校扩招”为词条的专项解释，这足以说明扩招的举措对其后至少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有着不凡的意义。
1999年，全国高校招生154万人，比上年增加了46万人，增幅高达42.6%。数据并不能直观地显现这个政策对卑微个体的巨大影响，将以上数据放置到波澜壮阔的生活现实中，则会有这样的场景：一个在高二的时候还被老师判定没法挤进大学窄门的学生，欣喜若狂地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一家老小咧着嘴争相传阅着红红的薄纸仿若看见命运的旋即扭转与曼妙灿烂；98级的在校大学生可以不无自豪的宣称自己是大学精英制的最后受益人，因为此后的学生们将会面对日益恶化的校园容纳量与生源数目的不成比例，届时整个学校会在“从食堂到浴室”的全面拥堵中继续运转；专业性大学合并成综合性大学，专科院校破格升级为本科院校，扩容的方式让次级学校的教职员工欢欣鼓舞，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和他们工作环境的因应升级；民办院校亦是春意盎然生机勃发，翘首盼望着开学伊始拥挤的人潮，笑颜满面的家长拎着瓶瓶罐罐大包小包尾随学生，心满意足地递出辛苦挣来的学费以期许那个“知识改变命运”的未来。
不难看出，高校扩招有着一切事物皆存在的矛盾。跃进式的扩招率是未经慎思的产物，因此包括校园设施供给率在内的一些尖锐现实问题还是会戳破制度的一角。但是，彼时的那些问题并不伤筋动骨或者说暂且看不出来，倒是学生、家长、政策制定者、学校共同的巨大喜悦泼洒遮蔽了特定时期的整面背景。
许多年以后，再回首那次具有变革性质的高招政策的出台，仍依稀可以闻到滚滚红尘声势滂沱的气息。不同的是，此时现实的洪流计以倍数的冲击着扩招所能承载的一切希冀。
如果说中国经济是一块巨大的幕布，那么高校扩招政策不过是时代的临时演员。翻开扩招的出台史，可以清晰地看到，扩招计划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为目标。这样的目标是与当时的金融危机过境经济增速放缓有着紧密联系的，没有经过更多的调研与供求分析就推出施行，最终引发一系列的不良反应也成了必然。只是当时的大部分人都被各自获益的欢喜蒙蔽了双眼。
带着“天子骄子”的光环被家人簇拥着捧进大学的第一波“80后”在进入大学的那一刻就要面对他们的学长学姐未曾遇到的困难。校舍的严重匮乏，衣食住行学的全方位供小于求。师资的配比不足，使得师生间的良好互动只能当作在那遥远地方的故事来听，大多数人的大学四年都没有相熟的授课老师。物质上的不便并不是问题的核心，最终的“毕业即失业”才最叫教育埋单者痛心疾首又难以启齿。人才市场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让刚毕业的学生们猝不及防且一筹莫展。事实上，大学精英教育的退位才是湮没在这个结局下的真相，从教授对学生的质素抱怨就可以窥见一斑。然而，大规模扩招又不可避免这样的教育非精英化。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规模并不足以接纳那些介于精英与专业技工之间的大学生。
德国媒体曾形象地形容中国的这场扩招运动：中国的高等教育犹如中国的青藏高原，高耸而平坦，所有人都只想爬到高原的顶端，可怕的是，这高原的底部是空的。
高等教育制度就建立在这镂空的高原之上，并且，它吹起了扩招、大兴民办院校的泡沫。现在，我们看到，有些泡沫开始破灭。
独立学院“破产潮”逼近
将扩大招生作为拉动内需、缓解就业压力的手段最终以实质性推迟并加剧就业压力的结局宣告失败。进入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增幅仅为5%。同年，教育部首度表示，1999年决定的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太仓促。
尽管教育部坦然承认了曾犯下的错误，但扩招政策的后挫力仍在。除却年复一年累积的待业人员，受到扩招影响至深的即是民办高校。当初，高等学校的扩招极大地调动了全社会办学的积极性。在此之前，民办高校学校发展缓慢，到1998年底，国家承认学历的民办高校仅有22所。但在扩招的催生效应下，截至2010年3月25日，教育部最新公布核准的民办高校就有324所，这还不包括数以千计以组织学生通过参加学历文凭考试和自主考试方式获取国家承认文凭的民办高校。
上述324所核准高校里，湖北就占了31所，数量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首。事实上，湖北民办高校的发展“奇迹”，只是中国民办高校扩张进程的一个缩影。
在市场的刺激下，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以赤裸裸的经济关系存在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我们每年都有招生任务，每招一名学生，学校给出的奖励也不低，但是完不成任务相应的惩罚也很重。”武汉某民办高校张老师对《鄂商》记者诉苦说，有时候下去招生，不但要给下面学校的领导和班主任准备红包，甚至连门外也要准备红包。除此之外，不少高校二级学院为了赚钱拼命圈地贷款，制造“万人大学”。即便如此，绞尽脑汁开源引资的民办高校仍是在市场经济的浪潮里气喘吁吁举步维艰。
对此，湖北教育家章开沅不无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教育固然需要适应市场需求并且经过市场调节，但教育并非仅仅服务市场，而是服务整个社会！教育应该比市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如果教育只能俯首帖耳听从‘市场指令’，那才是教育的堕落和文明的悲哀。”
其实在扩招大旗下，大兴土木投注基建陷入负债困境的高校不仅限于民办高校，但公办高校具有民办高校不可比拟的政治支持与政策倾斜，这使得他们在债台高筑的情况下仍然有恃无恐。教育部高招政策的急刹车一时间不会对公办高校造成巨大冲击，但民办高校的命运则岌岌可危了。顾校长的此番言论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提出的。
对民办教育网和全国民办高等教育委员会于2001年发布的一份总数为1134家的全国民办教育机构名单的跟踪调查就表明，已有超过半数的民办学校停办或无法查询，有过一成的民办学校被其他机构兼并，基本正常运行的民办学校居然不足总数的四成。2008年，全国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866所，比2003年减少了238所。同年，湖北省副省长郭生练曾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学生生源会连续下降，按照目前的生源状况发展，以后高校资源将过剩，高等教育发展面临转折，高校资源出现过剩，5年后极有可能会有高校倒闭。不料一语成谶，据2009年9月16日《中央电视台》报道，本来能容纳6万学生的河北廊坊东方大学城，只招到3万名学生，招生数锐减四至五成，而当年仅招到8名学生的重庆北软教育集团软件工程学院则直接申请破产。在同一年，宣布停办的民办高校，还包括位于上海松江大学城内的上海经贸学院。
“这其实是高等教育市场化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高等教育招生就是一种市场行为，避免不了优胜劣汰。如果说没有破产，没有竞争，教学质量就很难得到提高。只有形成一种竞争机制，好的学校就会越办越好，差的学校就自然被淘汰出局。这将有利于我们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湖北省政协常委、湖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解飞厚说。
采访中，顾海良也将民办高校的破产危机归结为生源不足与教学质量低下，前者是教育人口红利先行殆尽的结果，后者则是公办学校同样患有的扩招后遗症。在我国尚不成熟的市场体制下，社会办学的初衷与政府导向的非营利存在着一定出入，少数人以投机的心态参与到这场教育产业化的盛宴中。教育产业也相辅相成地与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一样出现了问题，期待转型。
“被边缘化”隐痛
“运动会志愿者1000人，庆典安保志愿者1500人……”北方某高职学院党委书记在3月末的一次民办教育研讨会上，骄傲地向与会代表介绍学校师生参加志愿服务的情况。
民办教育协会的一位负责人问他：“后来教育部门慰问志愿者的巧克力你们收到了吗？”
书记一头雾水：“什么巧克力，没有听说过。”
当得知“巧克力只发给了公办学校的师生”时，这位民办高校的党委书记当场目瞪口呆：“我们长期‘无证’上岗受的委屈还不够吗？连慰问志愿者的一块巧克力都要被克扣，难怪大家都说我们民办学校是后娘养的。”
这是一则最初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新闻。
社会对于“民办教育”的偏见，还远不止这么多。
在百度关于“民办大学”的词条搜索中，有人提问：“民办大学是怎么回事，是不用高考就可以直接上的那种吗？”
这种误读不仅是对于学生，民办学校的老师们也陷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有媒体曾这样形容这一被游离于正规军之外的群体的处境：“申请资格无门，晋升职称无望，合理流动无路。”
其实，民办高校在创设之初，就被定位为公办高校的补充。它三类本科及以下的地位本身就束缚了发展。这种政策性的歧视待遇，也让民办高校不可能有西方私立学校蓬勃生机的发展态势和吸纳更有潜力的优质生源。
“我国各级各类民办学校已超过10万所，民办学校在校师生已达3000多万，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巨大群体。”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翔宇教育集团董事长王玉芬认为，“民办教育不能因为‘民’字开头而沦为‘二等公民’。”
早在央视网的一次访谈中，王玉芬在提及民办院校时就发表了如下的意见：“民办教育不仅是对中国教育的补充，更是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加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
然而这一中国教育的“民间力量”从兴起到如今，一直“孤鸿难群”——无论从教育拨款、政策倾斜，还是基础设施、教师待遇方面，民办教育都和公办教育隔开一条深广的鸿沟。政策上的歧视是诸多崛起阻碍中最突出的一个。
就目前某些地区政府出台的“限制外地民办学校跨区域招生”相关政策，王玉芬建议：这些政策本意虽为规范办学行为，但在实施过程中大多成为地方保护生源的重要依据，极大压缩了民办学校原本就不算广阔的生存空间。她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北京朝阳区的学校招收当地学生，拥有教育局给予他们的指标，操作起来畅通无阻。而外地的民办学校到朝阳区招生就要经过当地教育部门的认同，当地教育部门出于对本地教育的保护，多半就会将生源划拨给本土院校。”
王玉芬呼吁各地必须充分尊重民办学校的招生自主权，在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允许民办学校与学生进行双向选择，学生来源不受学生户籍限制。
“应该说民办教育发展到今天，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民办教育的本质就是社会对教育需求不满的民间填补。它的存在丰富了教育服务的品种，满足了社会对于个性化教育和实践性教育的需求。”王玉芬说，“民办教育灵活的办学机制贴近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为中国教育的多元发展探索了很多有益的经验。作为国民教育不可分割的部分，它应当受到更多的保护，而不是‘被边缘化’。”
目前，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这个歧视性问题，并开始着手解决。《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说明，国家将“依法落实民办学校、学生、教师与公办学校、学生、教师平等的法律地位，保障民办学校办学自主权。清理并纠正对民办学校的各类歧视政策。积极探索和制定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优惠政策。”《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还表示，国家将健全公共财政对民办教育的扶持政策，建立民办学校办学风险防范机制和信息公开制度；扩大社会参与民办学校的管理与监督，加强对民办教育的评估。
深化改革为时未晚
基于公办高校不能也不允许破产的逻辑，这场危机中唯一的受难者只剩下民办高校。有人认为，民办高校破产简直是无稽之谈，因为学校不可能与单纯的企业法人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也有人认为要引入高校竞争机制，甚至将公办高校置于此机制中，适度的高校破产是对整个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有益无害的。前一种观点无视现有民办高校已然破产的事实，而后一种观点则忽视了我国民办高校辅助公办的特殊性质。想要突破民办高校被绑缚的魔咒，首先要正视眼前的三大难题——生源数目下降、教学质量低下、投资者的投机心态。
《鄂商》记者从湖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10年，我省普通高考报名总人数为492218人，比去年减少27291人，这也是2008年来我省第二次高考报名人数下降。
有关专家认为，高考报名人数持续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适龄人口总量减少。数据显示，未来10年中国18岁~22岁的人口将减少约4000万人。作为高等教育的源头，基础教育似乎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上个世纪末每个村都有一所村办小学，到如今已基本是每个镇一所中心小学的局面。”一位在鄂西支教的网友以自己亲身经历告诉记者，上小学时他们同班的50多位同学，高中时只有十几人，后来上大学就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了。而根据一些民办高校的测算，要想保持学校的正常运转，一个民办专科学校在校生需要维持在3000人左右，一个民办本科学校需要维持在5000人左右，否则就会坠入到“招生不足－资金断裂－教学停滞－声誉下降”的恶性循环。
生源紧缺是导致高校破产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与其说是计划生育把生源给计划掉了，还不如说是那些高校自身的低质量把人给吓跑了，而像这种学校的破产，根本不用等到生源枯竭。”武汉一独立院校辅导员告诉记者。
“不能保证教学质量才是某些高校面临破产危机的关键原因。”解飞厚认为，一些民办校过于重视规模扩张，不但缺少明确的、个性的定位，缺少培养高等人才的大学教育理念，而且也没有自己的办学理念和培养人才计划。更有一些高校因为采取无序竞争、虚假宣传的方式，结果导致办学条件和声誉落后于社会需求，学生和家长对民办高校敬而远之，导致招生危机。
此外，民办教育投资者的投资目的也有偏差。
“一些民办教育投资者根本是无心做教育，他们把学校当作企业来做，有的甚至以办教育为幌子做其他项目。”教育专家指出，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除了想尽一切办法招生获取利润，根本没有重视教学质量。目前，缺乏稳定可靠的外部资金支持的民办高校，一时还走不出“以生养校”的模式，它们必须依赖提高学费来抵消招生不足导致的资金缺口。
“我盖了房子，如果拿不出钱给建筑商，我就是死，如果被查出违规招生，我还是死。两害取其轻，我还不如违规招生。”湖北某著名民办教育投资者的这番话，除了能诠释独立学院疯狂招生的心理外，还可以证明投资者投资教育真正的目的。
诚然，民办高校是在教育产业化下应运而生的，它的运作也必须与市场挂钩。从目前的情况看，如何建立有效的双轨制是当务之急。一方面，民办高校要争取与公办高校的相同的待遇，努力实现学校质量的全面升级。另一方面，民办高校要正确面对市场调节下的正常破产，而这需要建立完善的大学破产机制，保障在校学生的利益。近年来，各种教育政策的出台表明，政府相关部门正达成这样的共识：趁危机的到来厘清民办高校市场，净化教育产业。如果民办高校的投资者们还不能认识到这一点，被淘汰出局也许只是时间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