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记者 | 曹栗 成正茂
第一次见到孙邦春，是在三月末的一次主题讲座上，金棕色的爆炸头，深黑字母T恤外套着白色改良西装，金丝眼镜，手指干净而细长，不羁与儒雅，这两个看似冲突的形容词同时出现在他身上，倒也自成一格。
当《鄂商》记者说明来意后，他爽快地应允，并转头叫助理：“把刚才那个采访我的学生记者叫过来，也可以一起听听。”
正如老友对他的评价：“艺术家的天生表现欲。”
他想要的人生
1980年，在当时“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一纸号召下，刚过而立之年的孙邦春被任命为武汉市文化局团委书记。
“这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个处级干部。”他笑着说，“在我的那帮同学和朋友当中，我还算是比较早捞到官职的。”
自此他的人生似乎明晰可见——茶盏饭局，开会批文，然后慢慢拥有这个城市的中上层生活。
然而在不久之后京、津、汉、穗4城联办的一次西洋乐器演奏比赛中，孙邦春拿了一个银奖。就凭这个奖，纽约布鲁克林音乐学院向他发来了入学邀请。
就是这份突至而来的入学邀请，撩拨起了这个年过而立的男人心中，某些蠢蠢欲动的东西。
几夜的辗转反侧后，34岁的孙邦春做出决定——辞职，去美国。
“在临去美国之前，我还特地找师傅学过捏泥人，”他说，“我对自己说，如果万一活不下去，就去地铁站捏泥人。”
对于美国之行，他在梦想前面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
1989年末，孙邦春揣着420美元，踏上了飞往美国的征途。
从肯尼迪国际机场出来的时候已是凌晨，湿冷的空气，冷清的街道，马路对面有几个扎着头巾的黑人向他吹口哨。孙邦春站在指示牌下面等Taxi，望着远处零星的城市灯火和这个同他想象中不一样的纽约。
“当时我只拿了20美元在手上，其余的钱全部卷起来垫在皮鞋里，”他说到这里自己也笑起来，“因为当时我想，如果遇到打劫还可以留下一点。”
然而很快孙邦春就发现，美国社会没有他想象中的混乱，但也绝对不是天堂。
在布鲁克林音乐学院主修一年长号后，孙邦春突然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纽约街头的小孩几乎人手一把长号，想要在这个国度依靠这个乐器吃饭，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在回忆起那段岁月时说：“如果当年我坚持吹长号，可能至今都是某个乐队一个不知名的配角，那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一夜成名的“夏威夷歌王”
当年怀揣梦想而来，而此时孙邦春不得不面临又一次的割舍与选择。
他决定去夏威夷。
“夏威夷的海风很轻，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甜。”孙邦春回忆起这些，神情中满是享受与怡然，而在当时，这个美丽小岛给予他的最深印象，只是凌晨回家的空巴士。
“我最累的时候一天打三份工，”他说，“广东餐馆是早晨5点钟开门，我4点钟就要起来上班，然后一直做到上午10点，接下来还有美国餐馆和日本餐馆，经常是刚刚把围裙拿掉，立刻就要开始打领结。”
从日本餐馆下班已经是凌晨，孙邦春步行到卡拉罗纳的夏威夷山上等巴士，经常是一挨车座就会睡着，等到醒来，巴士都环岛两圈了。
生活的艰辛远不止这些。一次因为一个小小的口角，广东老板指着他的鼻子骂：“你还敢犟嘴，铲死你！”孙邦春回了句：“你敢！”结果结结实实挨了一个大巴掌，嘴巴裂开一个大血口，最后到医院缝了五针。
好在命运没有忘记这个为梦想而隐忍的人。一天，有位中山的客人突然对孙邦春说：“阿Bang啊，今天下午有个全美华人歌唱比赛，你想不想去一下？”
刚好那天餐馆事情少，临近下班之前孙邦春跑进厕所用水抹了抹头发，然后直接跑了过去。
他唱的是《血染的风采》，那场比赛有7个评委，都是广东人和台湾人。当时他一唱完，评委就在那里交头接耳“咦，这是什么歌，还蛮好听的。”
那场比赛孙邦春拿了第一名，代表夏威夷进入到凤凰城的总决赛。当时同去比赛的台湾合唱团中有同胞说：“我们合唱团每个人出30块钱，给孙买机票，送他去纽约。”
到达纽约后，孙邦春再次受到了海外同胞的热情帮助，一个湖北的老乡号召：“我们所有的湖北人每人必须要拿20张票，把所有认识的人全部组织去，而且每个人必须拿三把花，一起开车把武汉来的这个人送到纽约凤凰城去比赛。”当时竟然集结到了60多人，开着车队浩浩荡荡将孙邦春送到了比赛现场。
那天的决赛孙邦春没有进入前五，但是一回夏威夷，他发现当地报纸上满是关于他的整幅报道，“当时有报纸就开始写什么‘夏威夷歌王’”，说到这里，孙邦春很是感叹人生的际遇,“我前一天还在餐厅系着围裙端盘子，就因为一场比赛，一下子就变成了‘夏威夷歌王’”。
送你一个中国梦
名气渐起的孙邦春开始成为各大酒宴和Party的座上宾，然而他很快就开始不满足于这样的生活。
1995年，孙邦春回武汉探亲，看到街头出现了很多“兰州拉面”，那个用面团拉出无数面丝的画面让他感到神奇无比。回到美国后，敢想敢做的孙邦春立刻就在CBD租下店铺，开下了自己的拉面馆。
他还对自己的拉面进行了精心包装，拍照，做海报，并给每种拉面取上不同的洋名。“像俄罗斯拉面，其实就是中国吃的宽面，配上五花肉和白菜。”
他的拉面馆渐渐做得风生水起，而此时命运，又给了他另外一个选择。
在一次聚会上，孙邦春玩票性质的用二胡拉了一曲《我心永恒》，结果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问他：你有这个曲子的CD吗？
孙邦春突然隐隐意识到，这个可能要比拉面更赚钱。
几天后，他跑到广东，选择了一些英文经典曲目录制成二胡版CD，拖了满满几箱子飞回纽约，一边开拉面馆一边卖CD。
结果一卖就不可收拾，一张CD20美元，两张30美元，卖得最热的时候，他一个小时卖出去了800多美元，排队买CD的甚至比前来买拉面的还多。
孙邦春果断地关掉了拉面馆，洗手拉二胡。
2000年，孙邦春受邀参加美国加州的一次演出，当时施瓦辛格也来了，在后台时候，有人向施瓦辛格介绍孙邦春：“这是来自夏威夷的二胡演奏家。”施瓦辛格说：“不，他是世界的。”
2006年5月，美国加州旧金山市市长纽森签发文件，将第二年10月1日命名为“孙邦春日”。
荣誉和鲜花汹涌而至，在一片赞誉追捧之声中，也有友人给孙邦春提意见：“你做得很好，但不是最好，因为你没有自己原创的东西。”
这句话触动了孙邦春，而一直用中国的传统乐器拉着国外的音乐，在他心中也不无遗憾。
自此之后，孙邦春花了将近5年时间，创作了14首中国风味甚浓的二胡曲目。为拍摄《西藏灵》的MV，孙邦春三次进藏，有一次差点连命都丢在那里。
他给这张专辑取了一个名字：送你一个中国梦。
五十岁回国再创业
2007年，在美国打拼下一片天下的孙邦春突然选择回国。
这一年，他50岁，正是中国民间所说的“知非之年”。
和16年前去纽约相比，孙邦春这次的归国让身边的友人更加不得理解。对此，孙邦春一直重复着这样一句话：“16年前不去美国是我的错，16年后不回中国，更是我的错。”
他这次回归得彻底，回国，重返武歌。
岁月改颜，也让这个从来不懂得休憩的人展志。50岁的孙邦春被聘为武汉歌剧舞剧院院长，成为全国首个受聘为中国文化事业单位行政负责人的旅美华人。
刚刚接手武歌的时候，孙邦春发现，这个他离开多年的剧院依然保留着老厂旧制，“大楼几十年不变，灯光音响天天找人借。”在一次会议上，他对阮成发市长说：“市长，战士回来了，但是没有枪。”
政府给武歌拨了550万，孙邦春立即着手整修大楼，更换音响灯具，带领剧团编排大型舞剧《筑城记》、大型情景剧《水墨江城》，并推出民乐演奏《国乐无疆》。
武歌给予了他挥洒天赋的空间，而事业单位的体制却让这个喜欢“甩开膀子做事”的人颇感限制。2009年，孙邦春创办武歌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文企联姻，由武歌控股，美、港多家公司共同参股。
谈起自己的文化公司，孙邦春一直强调自己做的事情是“文化产业化”。“一边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团队，现成的场地，灯光，音响，服装，节目；一边是充足的资金保障，先进的管理机制和运作模式，这样好的两方面资源，为什么不把它结合起来用呢？”孙邦春说，“为什么台湾那么小个地方出了那么多明星，而武汉的本土明星却寥寥无几，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培植和包装机制，武汉缺的不是千里马，而是伯乐。”
对于新生的武歌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孙邦春自信而清醒：“对于武汉的文化产业来说，我们是先行者，这条路可能要吃亏，可能要栽跟头，这需要一个阵痛的过程。但是这个东西，一定会有其发展成熟的那一天。”
而立离家，知非回国，孙邦春的思维和人生都充满了跳跃和不可预知，回忆起自己过半的人生，他说：“其实人活着都会有目标，只是定的远和近，轻或重，那么我的目标呢，就是不断的有些改变和创新。”
也许对于他来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