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偷渡青年的逃港经历让我们能够对于当年的逃港大潮窥见一斑。
阿火第一次偷渡是从葵涌的鲨鱼涌下水。当时他们一共5个人，刚刚游出去几百米，就遇到了鲨鱼。阿火游着游着，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腿上碰了一下，其实，那是被鲨鱼的尾巴扫了一下。
这条鲨鱼从阿火身边游过，算是放过了他的小命儿，但游在阿火后面的同学小戴就没那么好运气了，鲨鱼张开大口就咬，小戴的身上被咬掉了一大块肉。
阿火趁着月光看到了这恐怖的一幕，吓得魂飞魄散，他向另外的同学喊，是鲨鱼啊！一个同学问了他一句：“那怎么办？”阿火说：“快拿东西挡住裤裆啊！”想起当时说的这句话，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阿火觉得好笑，都死到临头的时候了，只是记得应该把男人的命根子护住。
第二次逃港，阿火没遇到鲨鱼，好不容易上了岸，结果，香港警察正等着他呢。香港警察给他吃面包，还有一杯奶茶，阿火从来没吃过这么饱，也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东西，他眼泪都快掉出来了。
接下来，香港警察将他遣返回来。阿火心里很不服气，还和香港警察理论：“不是说上了岸就算难民了吗？”那是1976年，香港有关难民的法律作了修改，偷渡者只有进入了市区，也就是九龙或港岛才算难民，在新界被抓住，还是要被遣返。
第三次偷渡，他刚到边境，就被边防军的狼狗发现了，他又被抓回来。第四次偷渡距离第一次偷渡，已经过去了一年多时间。这次，他是划着橡皮艇过去的。
1974年偷渡到香港的谢阿大父亲曾经是港务局长，他的偷渡经历也和阿火一样曲折，也是四次才逃过去的。他第一次偷渡是在珠海，还没下水就被边防军抓了。第二次改到惠州方向，这次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到了西湖，看到灯火通明映照的水面，以为是到了香港，结果还是被抓了回来。
第三次，他连下水的地点是哪里都不知道，稀里糊涂地跟着别人就下了海，游着游着就碰上了鲨鱼，一个同伴葬身鱼腹，他们惊魂未定、垂头丧气地回到岸上。一次次的失败让谢阿大十分灰心，觉得成功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但他还是决定再拼一次。他找到一条小船，但条件很吓人，要花600元去买这条小舢板。
那时的600元是天文数字，结果，那个渔民非要他再搭上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才肯成交。这次，谢阿大他们13个人就挤在这条小船上划到了深圳河对岸，上了船才发现，那条船竟然还漏水。
本地一首客家山歌唱道：
宝安只有三件宝，
苍蝇、蚊子、沙井蚝。
十屋九空逃香港，
家里只剩老和小。
当代历史上几次大规模“逃港”风潮的出现，除了大的社会政治经济成因之外，有学者认为，当时一些地方政策和具体形势造成直接原因。
比如，当时压缩城镇人口，厂矿相继停产，中技学校停办，产生了大量富余人员。相反，当时香港经济飞速发展，急需大量廉价劳动力，当时凡是逃港者会立即得到香港身份证。
如果说，“逃港”风潮对于中国历史还有一点点价值可言的话，那就是后来因此而引发对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思考。
《深圳特区报》曾报道过邓小平视察广州时的一个重要细节：1977年11月11日，邓小平到广州视察工作，当听到广东省委汇报宝安一带的逃港风时，他十分敏锐地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这两句话让广东的同志百思不得其解：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悟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这个人就是后来奋力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的吴南生。不久，吴南生在实地调查时发现：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元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到100倍。
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悬殊，难怪人心向外了。到此，邓小平留下的两个谜才真正解开。邓小平从“逃港”这一历史现象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光是靠“堵”是堵不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