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见习记者 王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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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还需依靠内需，改善外贸结构；挖掘内部潜力，而调整产业更应注重无形资产的投入。
投资与理财市场方兴未艾，在市场还没有完全复苏的情况下，基础设施、房地产开发及相关产业增长空间仍大。流动性过剩将会带来诸如收集、集邮等非传统投资渠道领域高度活跃、不断发展的阶段。
日前，由《投资与理财》杂志社和学习型中国促进会联合主办的“2010投资与理财年会暨第四届学习型中国——投资理财论坛”在北京举办。来自国内经济界的重量级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围绕本届年会主题“变·赢未来”，纵论金融危机之后大变革时期的财富之道与财富之术。
官员说——成思危：三个“外转内”破解经济难题
去年一年我们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这是世界公认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那些成绩是花了很大代价的，这些代价会在今年造成不利的影响。
第一个是大量投资造成的一些不利后果开始显现，比如产能过剩、产品积压、效益降低和污染的回潮。
第二个就是流动性过剩。去年我们银行贷款增加了9.57万亿，政府在财政投资方面的支出增加了5083亿，总计10.1万亿的流动性促成了投资的迅速增长。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温总理的报告都提出了主要措施，我归纳成三个“外转内”。
第一个“外转内”是我们要从依靠外需转为依靠内需。
因为外需的下降必须要靠内需来弥补，而这种外需的下降看来还不是短期现象，因为发达国家遇到金融危机以后其发展模式将会变化，以前他们向发展中国家借钱，杠杆化运作之后赚了钱再买我们的资源和产品，现在遭遇金融危机后要去杠杆化，要多储蓄少借钱，从而需求减少，就影响到了我们的外贸出口。
第二个“外转内”就是从外延性增长转为内涵性增长。
所谓外延性增长就是做加法，你要增长就增加投资。内涵性增长是靠挖掘内部潜力做战略性调整。比如加强管理；调整产品组合，集中生产市场增长率高而又有竞争优势的产品等；通过集成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第三个“外转内”就是从外生型动力发展转为内生型动力发展。外生型动力发展靠投资，靠劳动力的增加，靠政府的优惠政策等外部因素来促发展，而内生型的发展靠的是综合要素，就是教育、科技和管理。
（成思危系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
学者说——朱相远：无形资产大于有形资产才是现代企业
2005年世界银行发表过一个报告，报告了118个国家人均财富的组成和比较。我们中国人均财富在这个排行榜当中倒数第27名。
报告把财富分成三种：
第一种是国家自然资源财富。包括土地、牧场、水源、矿山、海洋等等，这些资源通过评估公司可以评估出来。
第二种是人造财富。这类财富美国人拥有很多，200多年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各种建筑物、公益设施，还有港口、码头、公路、厂房、电站等等，包括一些大型装备和耐用家用品。这第二种财富可以折算成美元。
第三种财富就是无形资产。在国外，虚拟的无形资产无论是知识产权、品牌、标准，还是法制指数、安全指数、生活质量的都能够被评估，而且被量化成到用美元来计算。
把这三种财富相加，除以各个国家人口总数，得出来的就是这个国家的人均占有的财富数量。按照这个计算方法，2000年中国国民人均财富是0.9万美元，美国是51万美元，德国是49万美元，比我们多了50多倍。
再来看看人均财富数字中三种财富所占的百分比，中国0.9万美元人均财富的组成中，自然资源占24%，人造财富占31%，无形资产占45%；美国人均51万美元，自然财富只占3%，人造财富占15%，无形资产占82%；德国人均49万美元，自然财富仅占1%，人造财富占14%，无形资产占85%。通过这些数字，我们就可以看清楚，发达国家富在哪里，我们又穷在哪里。
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就是掌握知识产权、掌握无形资产的人，劳力者就是出卖体力的人。在当今世界国际市场竞争当中，如果你不能劳心，只会劳力，那你就永远付出很多，收获很少。
我们企业的内部普遍存在这种现象，重有形物质资产，轻非物质无形资产，重视物权，轻视知识产权；重视硬件，轻视软件；重视资源开发，轻视技术开发；重视引进，轻视消化；重视产品内容，轻视产品外形；重视生产，轻视品牌；重视蓝领，轻视白领；重视硬实力，轻视软实力。总而言之，重视实体经济，轻视虚拟经济。这样的观念还不改变吗？如果还停留在一个炕头一个田头的农耕经济、自然经济的财富观上，那么这个企业和社会怎么能进一步发展呢？
我们现在强调结构调整，就是要调整那些粗放型的、污染环境、资源消耗量和碳排放量特别大的产业，要转化成高科技的产业。因为高科技的产业有更大的信息量，有更大的无形资产。企业是否现代化，就看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的比例，无形资产比例大于有形资产，才有资格成为现代化的企业。同样我们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力量，就是无形资产的力量，也就是人的智力。
我不光向企业家呼吁，同样也向政府呼吁，不要过多的投入到高速度的看得见的建设中，还要投资在无形的资产软件方面，这样整个的社会才能发展。有些企业家认为投资无形的东西都是打水漂，这是短见，没有现代化的眼光。
（朱相远系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胡春力：基础设施房地产增长空间还很大
中国的产业问题可以用三条腿支撑来概括。一条腿叫做鞋子袜子；第二条腿叫做盒子壳子；第三条腿叫做轮子杆子，这就是中国产业结构的特点。
第一个鞋子、袜子。就是主要供给外国人消费的庞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运动鞋、羊毛衫、衬衣、西装、玩具、塑料制品等等，这个行业我们多少年来都是处在一个没有品牌、没有自主技术，只是靠压低人工成本，用价格竞争的办法来取得国际订单的方式运行的。这个过程中大钱别人挣，自己拿小钱，30年来工资涨幅微乎其微，老板实际上也痛苦得很，汇率稍微有点变动，工资有点上涨，马上一批企业倒掉。
第二个盒子、壳子。中国人有钱了，要买汽车，要消费电脑，要打手机。但手机靠的全部是散件进口，我们配上一个壳。电脑CPU是英特尔的，软件是微软的，我们给人家做一个箱子。其他的工业品也大体如此，一台100万的数控机床，一吨的底座是中国自己造的，上面100万当中50万的数控系统是西门子的，里面的执行系统值30万是意大利的，里面的导轨等等这些功能器械又都是西班牙和法国的。最后中国人接订单，拿一个订单100万，中国人自己最后赚多少钱？能够拿到多少加工费？5万块钱，所以5万块钱就是底座钱和外面罩子的钱。也就是说在技术密集型行业里面，中国造的是最基本、最初级加工的那部分，都是盒和壳之类。
第三个轮子、杆子。轮子指的是交通，杆子是各种各样的大烟囱。我们13年来是第一大钢铁生产国，钢的实际产能力达到8亿吨，现在每年生产6亿吨，比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加起来还不知道多几倍。我们去年消耗的煤已经达到了将近28亿吨，水泥已经生产到了13亿吨，中国相当于美国1/4的GDP，消耗的水泥是人家的十几倍，消耗的钢材是人家的6倍到8倍，为什么是这样的情况？而且钢铁还一直在压缩生产能力，压缩的结果是货越来越俏，钢铁市场价格不断走高，其中当然有铁矿石价格不断提升的因素，但是市场长期供不应求是一个基本的特征。
扩大内需是靠政策来拉动的，各地搞的惠民政策，城市形象工程建设，包括今后将要出台的廉价住房建设等，实际上走的还是拉动土建经济之路。这些年来政策虽然强调保增长要通过调结构来进行，但是调结构谈何容易？调结构就要发展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含量的行业。但是我们基础很差，外国的竞争对手又非常强大，我们发展起来困难之多可想而知。
目前国家正在作“十二五”新兴产业的振兴规划，前一段出台了十大产业的振兴规划，实际上落实起来需要研发平台建设、人才集聚、机制建设，尤其在资金和创新之间怎样能够形成良性循环等方面有一系列的难题需要解决，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决到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政策导向仍然是自觉和不自觉的，通过新农村建设这样的口号，通过一些梯度建设搞各种区域的开发、区域的园区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来实施振兴，这也有非常合理的一面，因为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搞起来各种制约因素很多，所以靠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相关产业仍然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没有办法的一种选择。
未来产业发展的两个引导诱因力量，一个是市场，一个是政府政策。从未来的走势来看，外部市场由于西方经济整个的复苏还没有走稳，因此在外国市场还没有完全复苏的情况下，我们出口依赖度很高的行业，今后发展的稳定性还不能够保证。因此跟基础设施、房地产开发建设相联系的这些行业增长空间仍然很大。
（胡春力系国家发改委产业研究所原所长）
李稻葵：资产价格恢复尚需三年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里面私人部门的资产危机，针对这个危机，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欧洲和日本采取了思路高度清晰的救市方针，那就是以国家信用做后盾，以国家信用做担保来修复私人部门的信用，来修补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美国人发了债，印了钞票，英国人也印了钞票，欧洲中央银行也通过从私人银行里面购买一些资产的间接方式来扩大基础货币的发行，同时使得利息率保持在一定的水平。在这样一个思路的引导下，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在过去18个月之内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资产价格迅速恢复，以美国标普500的指标为例，最近恢复到了1.1万点的水平，整个发达国家资产的价格在过去的18个月之内恢复了35%到40%，新兴市场国家恢复得更快，因为新兴市场国家现在是资金的接受国，大量的资金涌入到新兴市场国家。我的观察，现在全球股市基本价格基本上恢复到了历史最高点的60%的水平。
第二个变化就是这场金融危机经过18个月的演变，已经由私人部门信用危机转变成了国家信用的整体下降。在我看来，国家信用的下降绝对不会构成新一轮的金融危机，因此，不太可能出现所谓的“二次探底”。
与此同时，国内经济的情况也有几个主要变化：
第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增长速度或者自然增长率比较高的历史阶段，如果不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未来3到5年会比较快。包括3个因素：一是城市化加快；二是消费的升级；三是节能减碳，发展方式的转型导致我们更新改造的力度在上升。
第二，我们的资金过分充足。现金和存款衡量的货币比例，我们称之为M2，M2的比重已经上升到了70%，在全世界来讲是登峰造极。这表示未来若干年，我们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将会相对比较谨慎。
第三，2010年会成为新一轮房地产市场改革元年。因为政府的政治意愿和老百姓的抱怨这两头一挤，会使得大量地方政府采取根本性的措施开发保障性住房，这一轮保障性住房的开发恐怕是实打实的。
关于投资理财方面，我相信金融危机之后，货币政策也好，宏观政策也好，政策面会倾向于不能只看CPI，要参考资产价格水平，包括房价水平。在这个形势下，我们搞投资和理财，眼光不能紧盯着传统狭窄的金融资产，而要更开阔一点儿。一个是国外投资，我分析国外的资产价格还会涨，现在只恢复到了原来的60%，未来3年之内会升到100%。
另外，我们已经开始关注非传统投资渠道，把收集、集邮等领域作为新的投资方向。因为我相信中国经济由于资金量过剩，会进入一个非传统投资领域高度活跃、不断发展的阶段。我对于非传统投资渠道是高度看好，但是要小心，千万不要离开基本面，不要出现泡沫的情况。
（李稻葵系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成思危：我们要从依靠外需转为依靠内需；从外延性增长转为内涵性增长；从外生型动力发展转为内生型动力发展。
朱相远：在当今世界国际市场竞争当中，如果你不是劳心，只会劳力，那你就会付出很多，收获很少。
胡春力：因为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搞起来各种制约因素很多，所以靠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相关产业仍然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没有办法的一种选择。
李稻葵：金融危机经过18个月的演变，已经由私人部门信用危机转变成了国家信用的整体下降。而国家信用的下降绝对不会构成新一轮的金融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