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 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我们人人都会唱。这是一首激昂慷慨的歌，歌词尤其充满了忧愤意识和战斗精神，令人热血沸腾。
这首国歌的正式歌名现在叫《义勇军进行曲》，它最初是上海电通公司1935年拍摄的故事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原名叫《反满抗日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一望便知，它诞生在一天比一天紧迫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危机的特定背景之下。
《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是用劳苦大众都听得懂的白话文写的，相形之下，通过民主革命推翻专制皇朝而建立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的国歌就显得过于精英化了。
需要简单介绍一下，从武昌首义后成立的临时革命政府到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再到北洋军阀，直至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中华民国”先后共颁布过好几首国歌。我在这里要谈的，是1943年起正式成为民国国歌，至今仍天天在台湾播放的《三民主义歌》。这首歌的旋律同样也很雄壮，它的歌词是用奥雅艰深的文言写的，而且或许正是为了提升它的庄重意韵，它的作者们还刻意使用了一些近世以后已不常用的上古语汇：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
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三民主义歌》原为黄埔军校校歌，首次出现在民国13年6月16日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开学典礼中，作为对该校师生的训词。它的词是由国民党四位元老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邵元冲合作撰写的。北伐成功后，它又被国民党选定为党歌。经过公开征求伴随音乐，程懋筠的作曲在139名参赛者中被选中。从那时起，一直有国民党党内人士提议使用这首歌作为国歌，并最终于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获得国民党中央批准，于1943年正式起用为“中华民国”国歌。但也是自那时起一直到今天，异议这首国歌的声浪也一直没有停歇过（1947年还发生过一则举国轰动的“冥国国歌”事件——上海《新民报》副刊“夜光杯”上发表了一首将《三民主义歌》歌词做了改动以后而成的政治讽刺诗），虽然它似乎还在1936年夏季奥运会上被选为世界最佳国歌。
比较特别的是，除了这首国歌，还有另外一首《中华民国国旗歌》，专门用于升国旗时使用。那首歌也是进行曲式，曲调相当流畅优美，不似《三民主义歌》的旋律总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生硬。它的歌词与《三民主义歌》大同小异，唯一的差别在于，除了用那套三民主义政治口号反复地进行自我激励外，多了几句对祖国壮丽河山的歌颂和身为炎黄子孙的自豪。
《三民主义歌》的歌词显然既承袭了《诗经》的基本架构，还遥继了一缕《尚书》遗韵。而且它的第五句“咨尔多士”，又明白无误地得自《论语·尧曰》的句式（尧曰：“咨！尔舜！……”）。这种话语及修辞方式大概流露着中国第一代革命志士身上鲜明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信念吧。这首国歌之所以广揽横议，主要是因为它过于强化了国民党的党派意识形态，加之它集军歌、党歌、国歌于一身，不由得不使人感受到强烈的以党代政意味，就像北伐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改用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新国旗一样。后者更是公然置“党”于“国”之上，现在仍然飘扬在台湾上空。
与《三民主义歌》已在当今绝大多数中国人乃至华人心目中销声匿迹有所不同，还有一首国歌虽然我们也已相当陌生，但它总能在某些时刻出人意料地搅动中国人的复杂情感，它就是日本国歌《君之代》（日语为“君が代”）。说是国歌，其实它在长达100多年里一直没有取得过正式名分，只是传统和习惯上一直被当作国歌使用而已。直至1999年日本通过《国旗及国歌法》，才正式将它定为国歌（俗称“太阳旗”的“日之丸”同时被正式定为国旗），当时还曾引起了东南亚不少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的强烈抗议。确实，那面旗和那首歌在他们的民族记忆中刻下了太深的伤痕。
《君之代》原曲由宫内省式部察乐师奥好义谱写，1880年又经雅乐师林广守编曲而成。旋律一点也不像一般的国歌那样激越亢奋，而是低沉、舒缓，很具日本民族特色，但听起来似乎是在抒发一种相当哀伤的情感，歌词也很古拙素雅。仅从歌曲本身来说，无论如何都很难将它与凶残的军国主义联系到一起：
君が代は
千代に八千代に
细石の
となりて
苔の生すまで
这首歌的歌词是一支至少已拥有1000年以上历史的日本和歌，选自两本俳句诗集——《古今和歌集》（10世纪）和《和汉朗咏集》（11世纪），但作者姓名早已不详。
和歌是一种富有日本民族特点的诗歌形式，名之曰“和歌”自然是为了以示与“汉诗”（日本人完全用汉字依据唐宋格律写成的诗）的区别。它也像格律诗一样，有特定的音节格式，包括长歌、短歌、片歌、连歌等。所谓俳句，则是最短的一种和歌类型，它取五七五格式，只有十七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