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通过调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改变2010年CPI的增长走势是不符合实际的。它不仅难以产生积极效应，而且可能引致一系列负面效应
■ 王国刚
承接2009年的物价走势，进入2010年以后，随着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在1～3月份上行走势的展开，通货膨胀又成为许多人热议的话题。在西方经济学教义和西方国家实践中，CPI的确是衡量和判别通货膨胀的关键指标，但将这一指标简单照搬到中国的实践是否合适以及相关对策的效应状态，是值得认真探究的。
CPI上行在中国
并不一定预示着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基本定义，不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还是在西方经济学中，指的都是因货币发行过多所引致的物价普遍且持续地增长。在这一定义中有三个要点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一是“货币发行过多”。换句话说，如果物价上行不是由于货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引致的，那么，这种物价上行不属于通货膨胀范畴。二是物价普遍增长。其内在含义是，如果CPI上行不是由物价普遍增长所引致的而只是由某一种或某几种商品价格增长所引致的，那么，这种CPI上行不属于通货膨胀范畴。三是物价“持续增长”。从逻辑关系上说，如果CPI上行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仅仅表现为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则不属于通货膨胀范畴。在现实中，西方国家一般以CPI连续上行6个月且超过3%作为判别通货膨胀的尺度。
中国的物价上行有着自己的特殊性。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看，如果以年为计量单位，则CPI的变动始终没有停止，既有CPI上行的时期，也有CPI下落的走势，但总趋势是上行的。其中，就1998年以后的十多年时间而言，中国虽有几次物价上涨时期，但没有发生过物价普遍上涨的通货膨胀。具体来看，2003年8月至2004年12月的CPI增长率上行(在2004年8～9月CPI增长率曾高达5.3%)，主要是由粮食供不应求引致的；2007～2008年的CPI增长率上行(在2008年1～3月CPI增长率曾高达8%以上)，主要是由猪肉及肉制品价格上涨引致的。在这十多年时间内，非食品类产品的价格上涨率或者处于负增长走势或者年增长率不超过2%，因此，均不属于通货膨胀范畴。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次物价变动的成因不尽相同，而且相当复杂。且不论CPI下落，就是CPI上行也有着多种情形：第一，价格向价值回归过程中的物价上行。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有着相当多基本生活用品(如粮食、布匹、煤等)处于购销倒挂状态，采用财政补贴方式维系着它们的生产与销售。在20世纪80年代的价格改革过程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变“暗补”为“明补”(由此，在职工的工资中就有了“副食品补贴”等科目)，这自然引致物价上涨。第二，资源货币化过程中的物价上行。在中国传统体制下，诸如土地、技术等资源是没有价格的(这也是引致这些资源开发利用效能不高的一个主要成因)。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些资源的货币化进程大大加快(同时，货币化程度也明显提高)，利用这些资源的各种费用理应计入企业生产销售的财务成本，由此，必然推动商品价格的上行。第三，由商品供不应求引致的物价上行。这又可细分为商品的普遍供不应求、多数商品供不应求、几种商品供不应求和某种商品供不应求等多种具体情形。商品供不应求必然引致物价上行。第四，由国际市场商品价格上涨引致的国内物价上行。这种物价上行的程度，既取决于国内对相关商品的自给能力和程度，也取决于相关商品的对外开放程度。2008年上半年，国际市场上大米等粮食价格大幅上涨(上涨了2倍左右)，中国国内市场中大米等粮食价格并没有随之同幅度上行，一方面是因为国产大米等粮食基本上能够满足国内消费和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国产大米等粮食没有大幅进入国际市场循环。第五，由货币发行过多引致的物价上涨。
从图1所示的2010年的物价走势来看，由于2009年大部分月份CPI呈负增长且在2009年底CPI增长率由负转正的走势，2010年的CPI走势仅仅受翘尾因素的影响就将呈正增长走势。由此提出了一个问题：由这种翘尾因素引致的物价上行是否属于通货膨胀范畴？自1998年以后，中国经济就处于比较明显的产能过剩格局中，虽然对经对外贸易的扩展有所缓解，但“储蓄＞(投资+净出口)”的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在此背景下，中国如何能够形成通货膨胀的走势，内在机理是什么？从图1中可见，按照2008年物价上涨的翘尾因素分析，2009年的物价应当呈负增长走势，但是，在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所列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中，CPI涨幅被界定在4%左右。2009年5月，有关部门开始着手进行水、电、燃气等方面的价格改革，但社会反响强烈。为了保证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的顺利进行，只好将这些价格改革的时间推迟到2009年的11月份以后展开，这是导致CPI增长率由负转正的时间在2009年11月份以后发生的主要原因。由于这些方面的价格改革在2009年最后两个月内不可能完成，所以，2010年还将继续展开，这是引致2010年CPI增长率呈正增长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不可将物价变动的复杂成因简单地归结到仅仅看CPI增长率走势就判定是否发生了通货膨胀，必须探究CPI变化的内在机制。
CPI上行未必都是货币政策放松的结果
有人简单套用弗里德曼关于物价总是货币现象的论述，认为只要发生了物价变动，就一定是货币政策的问题。但这种套用是值得商榷的。商品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就此而言，价格总是货币现象，但如果由此推论认为，一切价格变动都是货币政策松紧所引致的，就大为偏颇了。从上述5种情形的成因来看，前3种不是由货币政策过松引致的，货币政策对它们基本无能为力；第4种虽然可以利用汇率机制予以弱化，但面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交易中价格上涨，对一国的外汇储备量而言，货币政策可发挥效能的余地相当有限(且不论，通过汇价升值引致的负面效应可能超过正面效应)。只有第5种属于“通货膨胀”，货币政策调整有着明显的效应。从这5种物价上行的具体成因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物价变动并非都是货币政策的结果。
有人强调，由于2009年中国新增贷款达到9.6万亿元，按照M2和M1计算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高达27.68%和32.35%，这为通货膨胀准备了条件，由此推论2010年的物价上行是货币发行量过多引致的，属于通货膨胀范畴。这些认识可能过于简单，存在着一系列问题需要深究：
第一，9.6万亿元的新增贷款是否都落到实体经济部门从而发挥了作用？从企业定期存款看，2008年底为80702.58亿元，2009年底达到108837.62亿元，增加了28135.04亿元。企业定期存款是企业暂时不用的资金，这意味着在9.6万亿元新增贷款中有2.8万亿元的资金在2009年并没有真实投入经济运行。从城乡居民储蓄定期存款余额看，2008年底为139300.16亿元，2009年底为160230.38亿元，增加了20930.22亿元。居民定期存款是居民暂时不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资金，如果这部分资金是由新增贷款中作为劳动报酬而支付的，那么，这部分资金以定期存款方式存在，就意味着在9.6万亿元新增贷款中有2.09万亿元没有形成对消费品价格的影响力。企业和居民的定期存款相加达到了2009年新增贷款9.6万亿元的50%以上，这可能为解释在新增贷款9.6万亿元的条件下，为什么2009年GDP增长率只达到了8.7%、CPI增长率只有-0.7%等现象找到一个答案。
第二，M2和M1的高增长是否就意味着将发生通货膨胀？如果仅仅停留于将M2和M1看作是货币供应量，那么，根据教科书原理，发生通货膨胀是必然的。但如果不是停留于字面，而是深入到M2和M1的构成，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在中国，M1=M0+活期存款，M2=M1+准货币，准货币=企事业单位定期存款+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其他存款，由此可以看出，在M2中，除了M0部分外，其他部分均为“存款”。2009年底，M0为38245.97亿元，M2为606225.01亿元，二者差额达到近57万亿元。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是，当城乡居民将资金不用于购物而用于存款的条件下，它如何推动了消费品价格从而CPI增长率的上升？一些人可能强调，虽然这些存款资金(尤其是定期存款资金)在2009年没有发挥作用，但它们将在2010年成为现实的购买力。如果这种认识成立，那么，从数据上说，2010年的企事业单位和城乡居民的存款余额就应当处于净减少走势，但从2010年1～3月份的数据看，这些存款余额不仅没有减少，而且继续呈现大额增加趋势。与2009年底相比，2010年2月底，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净增额达到24759亿元，各项贷款净增额仅为21016亿元。在这种存款净增数额大于贷款净增数额的条件下，如何证明前期的存款余额已转化成了现实中净增的购买力？从另一个角度看，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在现实中不就是要想方设法促进城乡居民购物吗？当城乡居民新增购买力在市场中集中显示时，物价上行就成为一种可能的走势。在此背景下，强调物价不能上行的真实含义，究竟是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还是要抑制这种消费需求？
如果不是将眼界局限于2009年以后的时间，而是扩展到1996年以来的15年，那么，从图2中可以看到，M2和M1的增长率与对应年份(包括当年和次年)的CPI增长率之间很难找到内在关联的解释。
第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是否一定推动通货膨胀？有一种认识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推进新增贷款高速增长的同时，推动了投资高速增长，投资高速增长必然推动通货膨胀。在舍象了众多条件之后，这一推论是成立的，但从图3中可以看出，1996～2009年的14年中，中国实践并没有证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上行(不论在当年还是来年)必然引致CPI的上行，因此，所谓的理论推理，在舍象太多条件的背景下，可能与实践状况是不相符的。
2010年的物价上行与2009年的新增贷款高速增长以及投资高增长等并无多少关系，与2008年11月以后实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也无多少内在联系，因此，希望通过调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改变2010年CPI的增长走势是不符合实际的。它不仅难以产生积极效应，而且可能引致一系列负面效应。
管理通胀预期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管理通胀预期”是在2010年提出的一个命题。要有效落实管理通胀预期，需要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正确认识中国的价格走势。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农产品、资源类产品(包括矿产品、水、电和燃气等)的价格上行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此背景下，由这些产品价格上行所引致的物价上涨也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中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农产品价格构成中缺乏剩余价值部分，要真正维护农民利益、推进“三农”发展、激励资本向农业转移，就必须使农产品价格包含剩余价值的内容。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农业的集约化生产来推进，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也是必然的。在此背景下，宏观调控的目标不在于抑制这些产品的价格上涨(从而抑制由此引致的CPI增长率上行)，而在于熨平这种价格上涨走势，以防止价格上涨过快而影响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不在于“治理”，而在于“熨平”。毫无疑问，在“熨平”这些产品价格上涨的过程中，还需运用财政政策，但总的取向不应是“补贴”，应当让农民获得按照市场机制所能够获得的收入，在此基础上，再讨论财政补贴问题。否则，本末倒置，将引致更加严重的负面后果。
进入2010年，中国将继续调整价格长期过低的资源类产品价格，其中包括水、电、燃气和交通等价格，调整的目的在于强化节约资源的机制。这将促使CPI增长率的上行。另一方面，南方多省区发生百年不遇的旱灾，北方大面积转暖时间推迟，给2010年的农业正常生产带来了比较严重的挑战。如果不能在随后的时间内克服这些自然灾害的负面影响，那么，2010年的粮食、蔬菜、水果及其他农产品的供给都可能发生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的供不应求。在此背景下，CPI增长率上行超过3%是可能的。但这不是通货膨胀，不可能通过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予以预防和消解。
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通胀预期”就是要避免将这些资源类和农产品的价格上涨简单地称之为“通货膨胀”，避免给政策选择和社会生活带来噪音和不和谐的舆论。
第二，要正确地选择对策。如果不是通货膨胀，只是农产品、资源类产品的价格调整所引致的CPI增长率上行，就不能简单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其内在机理是，货币政策是总量需求政策，不可能解决由某些产品价格上行所引致的CPI上涨问题；不仅如此，它还将引致一系列负面效应发生。例如，在农产品、资源类产品价格上行中，对低收入和低保群体的生活将产生较大的影响，为此，解决问题的方法可能是采取财政补贴等政策，但如果将这些价格上涨的回落寄希望于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就可能忽视财政政策的及时出台，给这些群体的正常生活带来困难，给社会生活增加不和谐因素；另一方面，由于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所以，一旦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就将给众多工商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资金紧缺的局面，从而影响到经济回升基础的夯实。如果面对CPI上行所引致的存款负利率局面，在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中选择提高存贷款利率的措施，则一方面将误导货币政策的取向，使其由总量政策向调整(或保障)存款人利益方面转变(而货币政策并无这种功能)；另一方面，从2004年以来的实践效应看，提高存贷款利率不仅没有改变存款负利率的格局，反而给工商企业增加了资金成本，给农产品生产者增加了资金成本，结果将进一步促使资源类产品和农产品的价格上行。
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通胀预期”就是要正确分析CPI上行的成因，不要贸然改变货币政策取向，给经济运行和金融活动带来负面的导向。
第三，要正确认识CPI上涨的含义。中国的CPI内涵和结构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并不相同。在美国，通常所说的CPI中不包含农产品、资源类产品等价格因素，因此，它基本上是由工业制成品构成。在中国的CPI中，不仅包含了农产品和资源类产品的价格，而且比重还相当高(食品类占比达到1/3)。在这种结构中，只要农产品中的某一重要类别产品(如粮食、猪肉等)价格明显上行，就将引致CPI上涨。在这种差异中，如果简单套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CPI上涨幅度控制指标来对应中国的CPI变化，不认真探究成因，就可能造成误导。例如，农产品价格上行本来具有维护农民的利益、缩小长期存在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功能，但将其定义为“通胀”并采取措施予以抑制，就将使这些效应弱化甚至失去，给协调城乡关系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关系留下种种困难。
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通胀预期”就是要正确认识CPI上行的成因，不要简单将其界定所有CPI上行的情况都为“通货膨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批准号09&ZD036)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