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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强调文学评论的“中国性”，当然不仅是出于一种重建中国评论话语的民族情感，而且还显然是摆脱跟在西方理论的后面亦步亦趋的尴尬状态的必要；甚至可能是我们实现创新梦想的出路所在。因此，“中国性”这个词应该成为我们寻找新的研究话语的出发点。
韦勒克在题为《大学里的批评》的文章中指出，在美国文学界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理论是接受了，而与文本的接触却越来越少了。”他甚至认为，解构主义是一种“极度虚无主义”，“意味着文学研究的毁灭”。而他本人是相信这样的文学观的：“文学告诉我们什么是人、自然、社会和生命的意义。它具有认识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功能。”这显然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文学观。但当我们发现当下的不少文学评论已经成为了西方哲学理论的附庸时，就感到这样的文学观是切中了当代文学评论的要害的。那些食洋不化的文学评论不仅离生动活跃的文学现象越来越远了，而且也与大家关心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越来越隔膜了。而当文学评论已经深陷理论的泥潭，与文学现象和社会问题、人生问题越来越远时，它的生命力就很值得怀疑了。
在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文学现象之间，存在着一种文化的隔膜。因为西方的理论是西方的理论家研究西方文学和哲学的成果。而中国的文学作品则有其不能被西方理论所包容的文化特性，这种特性不仅体现在与西方不同的文化渊源、文学传统上，更体现在许多当代中国作家常常不约而同强调的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国性上。在这方面，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就很值得我们重温。文中鲁迅根本就没有借用什么时髦理论，而是从生动、丰富的史料出发，将文学与政治（例如关于曹操在政治上的统治风格“尚刑名”、“尚通脱”对文学风气“清峻”、“随便”的影响的论述）、文学与酒（酒是阮籍远祸的法宝）、文人与世道人心（所谓“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等等问题谈得十分透彻。在鲁迅那里，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和自己对于人生的深刻认识，是水乳交融、浑然天成的。读来可以得到相当丰富的文学与人生的启迪。这里的基本立足点就是中国传统的评论观念：知人论世。
还有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一书。不少研究者曾对这本出版于“文革”中的文史著作提出过批判意见，认为该书“扬李抑杜”，有谀时之嫌。其实决不那么简单。例如书中关于李白的心态分析，就富有“知人论世”的智慧。书中通过对李白诗作的细致分析勾画出一个性格丰富的李白，一个与“谪仙”的浪漫颇不一样的、具有凡人气息的普通人形象：他有“极其庸俗的一面”，“抬高自己的门第”，“一面在讥刺别人趋炎附势，而却忘记了自己在高度地趋炎附势”，所以，李白才受到过王安石、陆游的讥讽，如此说来，他那些脍炙人口、狂放不羁的诗句，诸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之类，也许只是失意的牢骚？但另一方面，他“又庸俗而又洒脱”，具有“双重的性格”：他“能保持着一定的平民性，能和中下层的民众接近，有时仿佛还能浮云富贵而粪土王侯”。他“漫游成癖，挥霍任性，游手好闲，重义好施”。而且，他“对于所接触到的事物都相当认真。他读书认真……作文认真……交朋友认真……学道认真”，“对于他的家室的感情也非常认真”。这样的性格分析和心态分析显示了郭沫若分析文学现象的实事求是态度和超越了“文革”时期阶级斗争僵化理论的勇气与才气。而这样的分析与描述在那个年代的“不合时俗”是否还隐含了别的深意呢？我们不得而知。联系到他在“文革”中痛失爱子的苦闷，联系到他经历过“五四”的浪漫体验，我总觉得《李白与杜甫》中是寄予了他的复杂感情的：对李白的审视中有没有对自己的反思？这样的弦外之音可以意会，难以言明。而这也正合中国的文学评论言近旨远的传统风格。更何况，郭沫若毕竟是郭沫若，书中字里行间的通脱才气是“文革”期间一些八股式评论望尘莫及的。能够以别具慧眼的分析使自己的研究与那个时代的“极左化思维”区别了开来，本身就具有深刻的意味。
这样，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到《李白与杜甫》，再到《管锥编》，是可以看出一条现当代中国文学评论的发展脉络的，那便是：从中国的文学现象出发，在揭示文学与人生、文学与哲理的丰富关系上做文章，还原文学的微妙性、复杂性、智慧性，并且在评论中灌注知人论世的智慧、活泼灵动的才情。这样的评论，既继承了中国古典文论的智慧，又与西方的现代文化评论心心相印。
在今天强调文学评论的“中国性”，当然不仅是出于一种重建中国评论话语的民族情感，而且还显然是摆脱跟在西方理论的后面亦步亦趋的尴尬状态的必要；甚至可能是我们实现创新梦想的出路所在。因此，“中国性”这个词应该成为我们寻找新的研究话语的出发点。
《人民日报》
（武汉大学文学院 樊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