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汶川地震”后对一个白马藏族村寨的回访见闻
■徐敏
甘肃文县位于甘肃省和四川省的交界处，是西部地区较为贫困的地区之一，为国家重点贫困县。因为地理位置临近四川省青川县、平武县及九寨沟地区，距离“5·12汶川地震”地震中心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是“5·12汶川地震”中甘肃境内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与北川、汶川等重灾区相比，文县虽然没有大量的人员伤亡，但当地原本贫困的现状和长久以来存在的一些难题却因这次震灾而凸现出来。
白马藏乡寨科桥
寨科桥村，位于甘肃省文县铁楼白马藏族乡，这一带地处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植被繁茂，是大熊猫、川金丝猴、盘羊、黑熊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全村分为三个自然村：迭部寨、倒兑沟、寨科桥，全村人口144户，其中白马藏族人口为146人。
“我家花椒每年能卖几百块钱，最好时一年卖过一千块。”寨科桥小学张培德老师说。村里主要从事农业，农作物有玉米、油菜籽和小麦等。但可耕土地少而分散，农业生产只能满足自给自足。另外，寨科桥一带出产品质优良的花椒，还有少数村民养殖蜜蜂，采集油菜花蜜，酿造当地有名的蜂坛酒，是当地人重要的经济来源，但没有形成规模。
“地少人多是主要问题，每家都靠出门打工挣点钱，是收入的一大块，要不维持不下去。”村长田代全介绍说。由于地处山区，寨科桥村和铁楼乡其他各村庄都存在耕地面积少的难题，同时寨科桥村位于白水江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地带，所以禁止向林区开荒、放牧，退耕还林使得寨科桥人农业收入很难增加，人均年收入不足400元，2003年全村才正式通电，因此，全村村民现在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靠外出打工。
由于居住区位于原始状态的高寒林地，当地人自古就有狩猎的传统，自1978年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以来，各项禁止盗猎、禁止砍伐的法规虽然建立，但并未得到有效的执行。捕猎一只盘羊可以收入上千元，在人均年收入不足400元的情况下，盗猎现象屡禁不止。今年“五一”节期间村里就发生了一起盗猎事件，一名二十四岁青年在捕猎中坠崖身亡。当问及还会不会有人再冒险盗猎时，张老师回答“难说”。看来，对长期贫困的当地人来说，捕猎野生动物带来的经济诱惑，是不能完全禁绝盗猎的根本原因。
院落板房里的
寨科桥小学
“地震时我打完猪草回来，刚放下，学生娃们不懂事，应该往外跑，他们往教室里跑。”寨科桥小学的张老师说，“教室成危房了，裂缝一条一条的。”
寨科桥小学规模很小，目前只有两个年级二十名学生，分别来自寨科桥所属的三个自然村。当地普遍的民居农舍都是以大石块为基础，木结构为梁柱，墙体用黄土夯成，屋顶铺盖上瓦片，一般分为两层，上层晾晒玉米以及储存粮食，下层生活起居。2008年5月12日特大地震发生时，全村有十多座房屋受到较重影响，垮塌或出现明显裂隙。
“我们家房子裂了，后面的瓦也落下来，总的来说问题不大，我爸用泥巴把裂缝都补起来，现在都看不出来了。”张培德老师的长子吝亮介绍说。目前除了有十户左右的人家正在着手重建外，还有几户人家经济条件有限，只是把房体上明显的损伤处加以修补，继续居住。
寨科桥小学原先的校舍建于1992年，同普通农舍的建筑结构相似，地震发生后学生迅速撤出，只留下四间空荡荡的教室成为危房，但并未拆除。目前全校学生上课用的板房教室就坐落在张老师家的院落中，张老师的家门成了新的校门。
目前，因教师和教学资源的缺乏，两个年级的学生只开设语文、数学两门课，其他课程暂时无法开设。灾后，随着一些非政府组织来到铁楼乡各村小学了解村校状况，使这个铁楼乡规模最小的小学校受到外界一定程度关注，并且因此获得数十册儿童读物的捐赠，但是目前学校教学条件仍然很难让人满意，除了板房教室外一无所有，连学生使用的课桌板凳都是学生自行从家里带来的。
每月工资40元的
乡村教师
“我已经教了19年书，唯一的心愿就是转正。”张培德老师是寨科桥小学唯一的一名教师。
寨科桥小学全盛时期，曾经是一所完全小学（按当地惯例，凡六个年级完备的称为完全小学，不完备的为村学），拥有六个年级，一百多个学生，但由于教学任务过重，后来又逐渐减少班级，目前只有两个年级。
1990年，具有高中文化的张培德做上门女婿来到了寨科桥村，当时村里没有学校和教师，全村学龄儿童如果入学只能去往附近另一个村庄草河坝村，而由于从寨科桥到草河坝距离五六公里，并且在必经之路上有多处山体滑坡、滚石路段，因此，寨科桥村儿童普遍入学很晚，辍学率很高，村民文盲率极高。
见到此情况，张培德决定自发建立小学，并成为学校代课老师。
“开始的时候没有教室，我还记得在我家西面那间房子里上的课。”寨科桥村第一位考取正规院校的大学生乔通，是张老师教过的第一届学生。学校最初的两年没有校舍，而是借用村民房屋，并于1992年由全村共同投资、献料、出工建立了校舍。铁楼乡教育主管部门每年都会派人检查和监督这个简陋村学的工作，由于寨科桥小学在历次学区抽考中成绩都名列前茅，张老师受到了村民和村干部支持及尊重。
“这个是1992年的，这个是1993年的，还有几张太旧了就撇了。”在张家狭窄的房屋墙壁上，贴着一排奖状，共有十来张。有的已是十几年前颁发的，纸张颜色早已被柴烟熏黑，字迹模糊，但张老师舍不得丢弃，非常珍视这些奖状所代表的荣誉。
然而，除了十几张奖状和荣誉证书，19年的工作所给与张老师的回报非常有限。时至今日，张老师人已不惑，依然是一名代课老师，每月工资仅为四十元（当地代课老师工资标准按照学历，高中及中师学历为40元每月，大专以上学历为每月85元）。
工资待遇低，是张家一贫如洗的一大原因，全家唯一的家用电器是2003年花两百元钱买的一台二手电视机，几乎是寨科桥村条件最差的家庭。据张老师介绍，在铁楼乡，类似情况的代课老师还有260名，全部都是每年只有400元或850元工资。每年都有代课老师到文县或甘肃省教育主管部门为转正或提高待遇的问题而上访，有相当一部分代课教师心灰意冷，不再教课，但仍保留了代课教师的工作关系，每年仍然领取工资。
由于张家住房条件有限，村干部与张老师商量，将临时板房教室建在张家院子里，校舍重建后板房归张老师所有。而事实上，新校舍的重建由于资金及劳力的缺乏，赈灾一年之后修建工程也并未开始，建成校舍的日子遥遥无期。
白马藏族民族文化的
保护刻不容缓
铁楼乡为甘肃省唯一的一个白马藏族乡。
白马藏族是居住在四川平武、九寨沟、甘肃文县地区的一个特殊民族。在解放后的民族划分中，笼统地划归为藏族，但白马人与周边其他民族（汉、藏、回、羌等）有着迥异的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惯、风俗等，这些都引起许多民族学和历史学家的关注，由于白马人没有文字，所以关于白马藏族的民族起源，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至今仍没有定论。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蜀之西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
《括地志》记载：“陇右成州、武州，皆白马氐……”
“氐”即古代氐族。历史上大致分布在西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距今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古代，氐族就支系庞杂，有白马氐、故氐、青氐、蚺氐等众多分支，其中白马氐数量最多。各种古籍的记载与考证，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持有这样的观点：现存的白马藏族人就是陇南地区古代仇池国白马氐人的后裔。
白马人在古代以游牧、狩猎为生，后来逐渐转为农耕社会，由于民族战争、迁徙等原因逐渐形成了现在居住在高山上的习俗，越是坐落在高处的村落，白马人比例越高，相应地，海拔较低的村落，汉族人比例较高。白马人民族服装独特，与藏族迥异，更接近羌族，最具特色的是人人头戴一顶白色的小圆毡帽，并插上白色羽毛。
由于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白马人的民族文化只能依靠两种途径延续：一是口头文学和民歌，二是宗教祭祀活动。
白马人不信仰佛教，而是有着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整个神灵体系中最大的神叫“白马爷”。
“四月八节”是寨科桥一个重要的祭祀节日，意在祈祷风调雨顺、人畜平安。按白马人阴历计算的习惯，今年的“四月八节”正好是“5·12”地震一周年，“四月八节”因此具有了特殊的含义，村民更加重视今年的祭祀。但由于经历地震以及灾后重建，今年寨科桥人无力举行隆重的祭祀，只杀了两只鸡，“两鸡顶一羊”，节俭地度过“四月八节”。
另外，最隆重的节日和宗教仪式是每年的正月十五，当地人有着“小年大十五”的说法。过节时，铁楼乡每个白马族村寨都会举行场面宏大的“池歌昼”。池歌昼是一种特殊的祭祀仪式，也是一种类似傩戏的面具舞蹈，意思是“五位大神的舞蹈”，跳池歌昼主要是为了对五位大神的祭祀，祈求保佑吉祥。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白马人的生活不可能再如同从前一样闭塞，而是发生着巨大变化。不过这也对白马人传统文化的传承形成了威胁。过去不出深山，不与外族通婚，而现在年轻人外出打工是每家都有的普遍情况，带来经济收入的同时，也使得年轻一代对本民族文化渐渐感情淡漠。而由于灾后重建，铁楼乡相当一部分年代久远，具有白马特色的民居建筑就此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新房。
“以前人人都会唱（民歌）的，现在最少有一半都已经遗失了。”寨科桥村的村长田代全（白马藏族）介绍当地民歌时这样说，“年轻人和嫁进来的姑娘都唱不好了，也唱不全了”。随着老人们的衰老，积淀着大量历史记忆的白马民歌与口头文学的搜集整理显得刻不容缓。
村里的木匠田际林，也是池歌昼仪式的祭司。他也提到，在过去，池歌昼仪式非常神圣，不能随便雕刻面具，也不能在其他日子请出面具，必须有特殊的开光仪式（与佛教的开光完全不同）后才可以举行表演。而现在，为了宣传与展示白马文化，促进当地的特色旅游，这个惯例也逐渐放宽，在非节日时也可能有池歌昼的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