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祥
从店口镇党委书记张壮雄的办公室往右看，就能够看到这座小镇的地标——24层的海亮商务酒店。数年前，这里仍是一片安静的稻田。
在新近修编的规划中，店口镇计划掀起新的“造城运动”，力争通过三至五年时间，把店口镇打造成一座名副其实的“诸北新城”。此前数年，这个位于浙江省诸暨市的小镇的定位不断变化，从“省中心镇”到“诸北小城市”，再到如今的“诸北新城”。
造梦的小镇
如果规划被有效执行，那么今年底店口镇将建成区面积1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0万人，城市化率达到65%。
道路建设完毕，土地平整中正待拍卖，新城的布局已经初具轮廓。建筑面积4.8万平方米的“铭仕广场”位于店口镇商业中心区，“世纪联华”、“两岸咖啡”、“浙江电影大世界”已进驻营业。
投资1.2亿元打造这个被称为浙江省首个乡镇CBD的项目打造者冯剑铭是农民出身。他说，他倡导的商业理念是为了“让乡亲们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2007年12月13日，“铭仕广场”的数码影院放映了最新的电影《投名状》。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宣发处一位负责人透露，拥有4个放映厅的“电影大世界”是全国唯一的镇级数码影院。当天观看电影的一位陈姓农民说，他对50元一张的票价并不敏感，主要是想感受一下这套与全球同步的电影放映系统。
张壮雄说，他自己也在数码影院观看了《阿凡达》和《锦衣卫》。这个小镇的最高领导向本报记者描述了店口镇居民的生活，在联华超市、精品购物街购物，去“两岸咖啡”坐坐，或者到数码影院看新上映的电影，还可以在省内第一家开在乡镇的博库书城购书……
“以往农民只在乎眼皮底下的集体山林、土地，随着城乡融合加快和农民就业空间转移，而今他们更在乎和城里人比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有没有到位。”
在张壮雄看来，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城市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一是统筹规划城乡，政府和社会资本联合把中心镇打造成连接城乡的现代化小城市；二是不断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和设施。
在采访过程中，他喜欢用追梦来引导“店口镇居民树立城市观念，破除农村乡镇的传统思维”。契机始于2007年，根据浙江省下发的文件，在全省形成了100多个“中心镇”，并被赋予涉及到财政、规费、土地、投资项目核准等10个方面的县级管理权限。
店口镇成为诸暨市首个强镇扩权试点镇。诸暨市发展改革局副局长张凯歌告诉本报记者，根据规定，规划、建设、环保、安监等部门的管理职能向该镇延伸，其他部门在符合行政许可的原则下，积极设立分局或派出机构，驻镇派出机构由镇管理或镇管理为主。
举例说，2007年下半年起，店口镇5000万美元以下的投资项目不必到诸暨市有关部门审批，500万元以下的建设工程招投标也由店口镇自行办理。通过委托授权，理顺了乡镇与上级政府的权责关系，化解了乡镇政府权能不符的矛盾。
“强镇扩权”改革的另一个原因是乡镇没有独立财权，其税收基本被上级（县、市）抽走，致使乡镇的公共财政无法发挥更大作用。
“店口镇获得的财权支持包括：在执行现行市镇财政体制的基础上，再实行收入总额分成办法，按地方所得部分的8%予以补助；营业税的地方所得增长部分全额留镇；在镇域范围内取得的土地出让收入除中央、省计提和上缴税费外，全部作为店口镇资金补助。”诸暨市发展改革局国民经济综合科何建平科长告诉本报记者。
乡镇事权、财权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跟过去相比，店口镇的定位不一样了，要求我们具备更宽广的眼界、思路来谋划发展。”张壮雄说。
“公用民建”模式
扩权之后，店口镇每年比以往多获得约2000万元的可支配财政资金。以2009年为例，店口镇可用的资金约1.7亿元。“这主要是土地出让金收入，因为诸暨市的土地倾斜政策，规定每年10%用地指标的给店口镇。”何建平告诉本报记者。
但在大举建城的背景下，财权的扩张仍赶不上城镇建设的需要。镇长孙嘉江指着2010年的镇政府工作报告对本报记者说，今年将是城市建设投资最大、项目最多的一年，投资总额达3亿元。
张壮雄告诉记者，店口镇探索一条“以政府为主导、以民资为主体”的建设之路。面对居民的公共产品诉求，缺钱办事的政府不要一味地把建设职能揽到自己身上，而应该灵活地把包含在公共产品领域的部分经济事务让给市场。
为解决镇里的垃圾处理问题，2006年初，店口镇政府对垃圾焚烧项目进行了市场化运作，当地一家叫“中伟”的企业以BOT的方式获得了今后25年的经营权。2009年，污水处理厂也采取了BOT方式开建，总投资1.3亿元，计划于今年10月底完成一期工程。
“店口镇的道路、市场、医院、学校、公园等，其现代化程度及规模并不逊色于城市，而这数十亿元的投资主体皆为民间资本。”张壮雄说。
店口镇概括为公共管理学的“三圈理论”：即政府要实现治理价值的最大化，必须寻找政府目标、企业能力、公众支持三者的交叉点。张壮雄的表述更为直接，污染治理和垃圾处理都是垄断领域，近期内不可能在镇里建第二家，参与企业肯定是有利可赚的。
导入市场理念运作镇级财政，这个工作思路明确写入2008年的镇政府工作报告中，当时张壮雄还是店口镇的镇长。如店口镇30米宽的中央大道两旁的商业、企业招牌广告每年可带来数百万元的广告牌租金。
这是店口镇探索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的一个案例，它摆脱了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基层政府无所作为的尴尬。当前工业化乡镇面临的问题是：面对嵌入到乡镇基层的巨大经济体，一个行政建制仅为镇级的政府，限于自身的资源调控能力，如何进行相应的配套。
店口的做法触及的是一个学界颇为关注的课题：小城镇如何培育？
作为浙江星罗棋布的集镇之一，支撑张壮雄追梦的资本是当地的五金产业，由“铜”和“螺丝”这两个关键元素演变孵化而成。经过30多年的发展，店口在制造业领域，出现了铜加工、汽车配件、空调制冷等系列化产业；在贸易领域，形成了铜材贸易、本土五金市场和在外五金门市部。
2009年，店口镇实现生产总值69.23亿元，工业总产值409亿元，财政收入8.7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5880元，在全省50强镇内部测试排名中综合经济实力跃升第一。这也使得张壮雄和店口镇首次作为“中心镇”代表在浙江省经济工作会议主会场交流经验。
浙江拥有大量类似店口这样一镇一品的块状经济，但部分块状经济发达的工业化农村，因为家庭工厂分散、要素聚合度不高，导致小城镇规模偏小、布局过乱，第三产业难以培育，环境持续恶化，引发出新的“农村病”。
如今在资源制约、环境保护背景下，一些块状经济模式也遭到质疑。在最近的一次党政工作会议上，张壮雄也告诫他的同事们，金字塔形的产业结构让店口企业紧紧拧成一股绳，从而获得了市场竞争优势，但“低、小、散”的产业分工格局，必然导致企业的自相残杀和恶性竞争，从而削弱整个区域的创新能力。
自2007年的“强镇扩权”后，今年浙江省又开始酝酿“小城市培育”的计划，促进“中心镇”转型升级。本报记者获得的一份试点指导意见（初稿）如此表述，通过5年左右或更长时间，把一批“中心镇”培育成为管理水平高、集聚能力强、服务功能全、规划科学、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生活富裕的小城市。
“我们也参加了相关讨论，对照试点指导意见给出的标准，店口镇完全符合，肯定能进入首批试点名单。”张壮雄告诉本报记者。
如果店口镇成为试点镇的话，或将拥有相当于县级的独立的财政体制和专项的建设用地指标，党政主要领导职级也将实行高配，进一步增强试点镇的经济社会管理能力。
公共服务“均等化”考验
无论是将来的小城市试点镇，还是现在的“诸北新城”，店口镇发展面临的最大困扰仍是土地。张壮雄说，通
过向内盘活存量，向上积极争取，向外购买指标，依靠城区各行政村、社区的支持，近三年共报批用地指标近3000亩，但土地供应仍相当紧张。
因为城镇扩张的用地需求，约有1万店口籍农民成为失地农民。店口社区村支书陈荒告诉本报记者，2005年至今，社区累计被征地1000多亩，补偿标准是3.4万元/亩补给村集体，失地农民每年领取1000元/亩的青苗补偿费。
征来的土地被用于建造新的办公大楼和商贸中心，日渐改善的商业和居住环境带动周边土地增值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给地方经济和政府收入带来了增长空间。这意味着店口镇能直接获得更多收入并在今后的土地出让中受益，而且由于现有抵押品的价值上升，镇里的融资平台又能从银行获得更多信贷。
张壮雄说，利用好“强镇扩权”政策优势，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以适度负债的理念解决城市建设所需的资金。毋庸置疑，在大举建城的背景下，店口镇的债务增加是可以肯定的，但负债程度和解决方式可能取决于未来的土地收入和经济增长。
不难发现，店口镇的城镇化进程，仍是看重农村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的供给者。通过城镇的规模扩张，带来地方政府财政税收最大化效应，形成预算内依靠扩张带来的工商业税收增长，预算外靠“土地财政”土地出让收入增长格局。
虽然诸暨在市域内调低店口镇10%的农保率，但可征用的农地越来越少，耕地流失的轨迹清晰可见。陈荒告诉记者，店口社区有7个行政村，共6920人，现在人均约2分耕地，基本上是无地可征。
为此，镇长孙嘉江在今年的镇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要打破城归城、村归村的建设思路，坚定实施“宅基地置换”工程。记者还注意到，店口镇也是国家发改委实施土地挂钩试点项目的试点镇，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是专项支持的1000亩建设用地指标。
但问题是，在土地城镇化过程当中，如何为农民迈向城镇，即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创造条件，让农民充分享受城镇化带来的成果。今年两会《选举法》修改，为农民阶层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参与国家决策和县乡治理奠定了制度基础。而城乡选举平权之后，公共服务的城乡平权更为紧迫。
陈荒管理的社区是店口镇最大的农村社区，农民身份的有5900多人，居民身份的只有900多人。因为村集体经济较为活跃，这些村民也能享受到一定的生活补助、养老保险、医药费报销等待遇。但他认为，这个社区也很尴尬，既享受不到新农村建设的待遇，又享受不到城镇居民在小区公共设施配套方面的待遇。
张壮雄用激情的语言表述，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到市民，需要割裂过去的观念，是一场充满希望但又不缺乏痛苦的自我革命。
但他对本报记者表示，店口镇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的工作是合格的。他举例称，2009年秋季开始，店口籍中低收入家庭子女在诸暨市内就读公立高中（包括职高），凭着学校统一的学费发票向镇政府报销，约1500名学生受惠，镇财政每年要投入400多万元。
村级道路亮化、公共厕所改造、村容保洁、101件村级实事工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门诊报销比例全市最高，推进“四位一体”养老保险工作……
本报记者阅读了店口镇近五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政府民生支出增幅有较大提高，但占总支出的比重仍有待提高。低基数基础上的高增长，有明显的补旧账意味。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是店口多达5万的外来务工人员。
理论上认为，类似于经济活跃、财政雄厚的店口镇，更有能力为外来务工者提供较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因此，对这部分人社会保障程度的观察往往可以成为衡量一个地区隐藏在户口之后的公共服务水平的试金石。
镇长孙嘉江告诉本报记者，新店口人为店口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他们正在实施新店口人安居工程，补助优秀新店口人进城购房，探索外来建设者合作医疗异地报销方式，改善新店口人生活条件。
但无论是镇长还是党委书记，他们都承认目前还无法给予他们和店口籍居民同等的待遇和保障。张壮雄对记者说，店口镇也在研究推进户籍改革，但又强调这个问题很复杂。他们的顾虑是，因为如果处理不当，大量务工者的涌入将使现有社会服务体系不堪重负。
面临类似困扰的不止店口镇。媒体报道广为援引的一个数据是，我国目前流动就业的农民工达到1.5亿，而具有城镇户籍的流动人口可能也有3000万人。
显然，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的社会福利体系迫在眉睫。尽管在“漂移的社会”建立社会福利体系有困难，但仍然有许多有效的措施可以借鉴或逐步推进。
一些外部力量被当地政府借助。2009年1月，店口镇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正式命名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试点城镇”，主要是促进城镇公共服务向外来人员进城就业、定居、受教育等各方面延伸，最终推动各级政府将外来人员服务纳入城镇管理体系。
“我们要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变为城镇居民，也要让农民有一个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
张壮雄说，他们也在努力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