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日“红帮裁缝”戴祖贻 ：培罗蒙永远在我心中
培罗蒙西服公司创建于1928年，以其精湛的剪裁和新颖的选料驰名中外。
戴祖贻先生是培罗蒙创办人许达昌的第一嫡传弟子，于1951年去日本经营培罗蒙57年。斗转星移，如今的戴祖贻先生已退休安享晚年。但记者眼前的这位九旬老侨依旧精神矍烁，侃侃而谈，对于一些细节，记忆力更是好得惊人。和记者畅谈3个多小时，大多数的人名和日期，老先生都记得一清二楚，可以脱口而出。
因为，“培罗蒙大多数历史都还在我的脑袋里”，日本或外国来的客户甚至称呼他为“培罗蒙”先生（Mr. BAROMON），而不是Mr.Tai(戴先生)。
本报记者/王晓波 见习记者/李宇萍 摄影/吕咏梅 发自上海
远渡东瀛的“名人效应”
培罗蒙的创始人许达昌，本名许恩孚，自小勤学好胜。他早期在上海王顺昌西服店学生意，学成后在南市老西门开设了一个工场，帮人做衣服。1928年，他自建许达昌西服店，同湖北客人蔡履新合伙在静安寺路735号开了一家西装店，正式挂出“培罗蒙”的招牌。
当时店里服装的裁、剪都由许达昌自己做，生意不错。1935年，他和蔡履新及蔡的朋友邵宝华，3人在跑马厅对面开设了一家双开间新店，店里采用最新式的西式装潢，让这家距离国际饭店和大光明电影院不远的裁缝店显得格外显眼。后来，蔡、邵二位自立门户，培罗蒙就由许达昌一个人经营。
1934年，培罗蒙店堂来了一位13岁名叫祖贻的男孩，由舅舅领来当学徒。祖籍为北仑霞浦戴村的戴祖贻，是许达昌的第一嫡传弟子。因他出生寒苦却勤奋好学，许达昌对他倍加器重。
当培罗蒙搬到静安寺路284—286号时，已发展成为上海最高级的西服店。
“电影皇后”蝴蝶的丈夫潘有声，在培罗蒙做了西装后感到非常满意，介绍《中华日报》的经理林柏生也到店里做衣服，于是口碑相传，生意越来越好。由林柏生介绍到店里来的客人有许多国民党的要人，如何应钦、宋子文、桂永清、张治中、蒋廷黻、张群等，后来因为时任外交部长张群的关系，外交部大使公使和出国人员的一切行装，都由培罗蒙承包了。
培罗蒙的生意之所以那么红火，是因为许达昌的裁剪技术高超，手艺和出品确实高人一筹。后来香港报纸曾刊载过一篇采访上海王顺泰小开的文章，王顺泰也是当年上海有名的西服店，他赞培罗蒙做的西服确实比他们的好，所以被称为“大阿哥”。
宁波的“红帮”裁缝，是中国人最早做西服的社会群体。许达昌为了进一步巩固培罗蒙，让品牌在市场竞争中显示优势，不惜重金，高薪请来“红帮”中的佼佼者，哈尔滨的西服技师。他们个个身怀绝技，能够独当一面，对各种礼服、大衣、马裤的制作都不在话下。那时的十里洋场上海，赛马是很多外国人的消遣方式。一般西服店难以制作的马裤又成了培罗蒙的一大优势。戴祖贻在许达昌指导下，很好地掌握了做马裤的技术，令周围的裁缝翘起大拇指，众口夸赞。
小裁缝店晋升为“大阿哥”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戴祖贻被提升为襄理（相当于现在的副经理）。1948年许达昌去香港继续经营培罗蒙，因生意太忙，戴祖贻1年后也随之到港。
香港培罗蒙经历了3次搬迁，客人也多是社会名流，如董浩云、包玉刚、李嘉诚、邵逸夫、陈廷骅、何鸿燊等人，还有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弟弟等。一位叫王仲恒的客人向许达昌出让了其在东京富国大厦的店面，不过许赴日之后没多久糖尿病发作，戴祖贻便去往东瀛接替了业师的工作。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的军人军属必须先经日本去韩国，日本成了美军的歇脚地。他们看中日本东京价廉物美的成衣业，纷纷上洋服店定制西服。而戴祖贻在上海时已经会说英语，到了东京又抓紧学习日语，培罗蒙自然门庭若市。
和在上海的情形如出一辙，培罗蒙在日本成名，也或多或少沾了名人效应的光。 培罗蒙的主客多是生活在日本的外国商界巨头及外交官员。当时有一位做船舰材料的商人介绍美国联合参谋总长雷德福到培罗蒙做衣服，雷德福对他们的手艺和服务连连称赞。之后，美国远东总司令及联合国总司令李密滋将军等也都光临培罗蒙，日本培罗蒙的声望鹊起。日本演员高仓健，体育界的王贞治，也都是培罗蒙的固定客人。
1967年，许达昌把日本的店铺正式转让给戴祖贻，由其独自经营。戴祖贻没有辜负业师的期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3年后，世界五大超级饭店之一的日本帝国饭店开张，戴祖贻动用积累的人脉，开设了第41家店铺。
许达昌于1991年在香港去世，戴祖贻同他60余载的师徒情缘戛然而止。美国《致富》杂志曾登载文章，称誉许达昌为全球八大著名杰出裁剪大师之一，全亚洲只有他获此殊荣。
美前总统越洋寄贺卡
经营这样一家高级西服店，戴祖贻做生意自然有不少窍门，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尊重顾客，奉行“顾客永远是对的”。最特别的是，培罗蒙的收款收据是自己设计印刷的，收据的最上方写的是对客人的感谢之语，以示敬意。戴祖贻告诉记者，“我最怕人家说培罗蒙不好，这是最大的损失，名誉的损失比任何金钱方面的损失都要大。”
几十年间，戴祖贻和很多客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美国前总统福特在培罗蒙做过两套衣服，同他拍照留念，还送了戴祖贻一副有美国国徽标志的袖口纽，一幅他在白宫的签名照片及介绍信。每年年底，福特总统还会特地寄来贺年卡；韩国三星物产的创始人李秉喆会长是培罗蒙的老主客，因为是“特别”的平肩，戴祖贻替他特别加工，做成普通肩。李秉喆请他到韩国工厂参观指导一个星期。当李秉喆去世时，戴祖贻特地赴韩国吊唁，颇感悲痛。
戴祖贻还为一位国家领导人定做过一套西服。戴祖贻仅在电视上看到过他的形象，通过友人了解他的身高和腰身之后，戴祖贻就直接裁了一套样子请他试样，除了袖子稍短，其他地方都服帖挺刮，一点都不用改动，大家都为之惊叹。
戴祖贻虽在日本谋生57载，却无时无刻不惦记祖国，眷恋故乡。1991年1月，70岁的戴老特地回国为韩国三星公司第一毛织服装厂与大连第一毛织服装厂的合作事宜奔忙，受到大连市领导的热情招待。在家乡，他重新修缮了父母和岳父母的坟，并出资铺了村口300多米的水泥路。1997年，他资助2.8万元建起了戴家村的老年协会，修复了祖堂和祠堂。每次回乡，也不忘给乡亲们送上崭新的衣物和一包包现金。他还嘱咐子侄们在上海奉贤等地投资，扶植地方服装产业，以此为家乡、为国家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戴祖贻正式退休后，因为后继无人，将店铺转让给一个日本裁缝。但培罗蒙这块招牌作为纪念，一直珍藏在戴祖贻的家中， 同时，也永远珍藏在这位旅日老侨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