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今天，美国又开始夸大中国实力了。历史对比应当引起我们的警醒和深思。回顾美国当年对苏联的态度，这谈不上是什么阴谋。与其说美国人‘捧杀’中国，不如说他们是为维护自身利益和尊严而励志。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加快民主法治建设，增强国际竞争力和软实力，才是对美战略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王缉思
今年1月，《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撰文表示，他对今日美国缺乏方向感深感忧虑。他说，中国既是美国的经济伙伴，也是竞争者，希望美国人将中国崛起比照为1957年苏联率先发射人造卫星，因为迎接苏联实力的挑战激励当年美国警醒而奋起，实现了教育、基础建设和科学技术的振兴。
美国从来不缺忧患意识。不久前美国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认为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的美国人，多于认为本国还将继续独占鳌头的美国人。有意思的是，五六十年前的美苏冷战初期，特别是苏联发射第一颗卫星显示其空间技术领先于美国之后，美国人的心态同今天对中国的态度有不少类似之处，不妨做一点历史回顾。
美国人对苏联的心态一贯是恐惧而非羡慕。关于社会主义为何在美国不能扎根，有许多学术著作加以探讨，而苏联模式对美国缺乏吸引力，是诸多因素之一。尽管如此，在冷战初期，美国政界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畏惧，仍深深渗入到美国国内政治之中。1947年3月，标志着冷战启动的“杜鲁门主义”出台后仅仅9天，美国政府就发布了名为《联邦雇员忠诚计划》的行政命令，使反共迫害得到官方授权。这两大举措，一个外交、一个内政，旋即为整个冷战时期的美国政治话语系统定下了基调。同苏联的斗争，被界定为自由与奴役、无神论共产主义与信仰神的民主思想之间的战斗。反共从此成为一种不容挑战的政治正确性。
冷战中同苏联地缘政治争夺的激化和反共意识形态的强化，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虽然麦卡锡主义引起了美国人对本国政治体制的反思，但与同一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发生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压力的严酷性相比，毕竟是小巫见大巫。所谓从事“非美活动”的人士感到了政治压力，甚或失去了工作，但造成人身迫害的冤假错案还是极少数。在1948年至1958年的十年中，“联邦雇员忠诚计划”对全国范围的450万联邦雇员展开了调查，被指控为有“不忠诚嫌疑”而受到解雇的总共不过378人，不到受调查人数的万分之一，平均每年不到40人，因此没有引发联邦雇员和公众的普遍不安和反感。
冷战时期苏联依靠“举国体制”而实现的国家实力上升，对美国人有震慑力，却几乎完全没有吸引力。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政治人物和受到反共宣传影响的普通公众自不必说，连对国内政治持强烈逆反心理的那部分美国社会精英，都没有从苏联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方面吸取什么思想营养或受到精神鼓舞，反而强烈抨击苏联的内外政策，以至对苏联的衰落和崩溃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
例如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被指控为“亲共”，1963年还在监狱中关押，但他在信件中竟然将社会主义国家同希特勒德国相提并论：“假如我当年生活在德国，我会支援和安慰我的犹太兄弟；假如今天我生活在一个共产党国家，而基督教信仰的某些准则在那里受到压制，我将公开主张抗拒那个国家的反宗教法律。”已故哈佛大学教授、激进的左派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毫不掩饰地说，他对苏联解体感到“欢欣鼓舞”，因为社会主义的名声早就被苏联玷污了。一位在中国知名度更高的左派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认为，东欧国家垮台是因为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指令性经济体制；经济停滞伴随着要求独立的民族主义压力和反对暴政的社会压力，导致苏东集团在1980年代初的危机和最终解体。
由此不难看出，冷战和苏联因素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起到过“搅混水”的破坏作用，但同时也强化了美国社会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反共旗帜下凝聚了全民政治共识。麦卡锡主义之后的美国基本消除了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担忧，转而同苏联进行国家实力的拼搏。其实，苏联全盛时期的经济规模，也不及美国的一半，但美国经常大讲自己的落后，对手的强劲。美国领导人以夸大而非缩小苏联实力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利用国内外对苏联的恐慌心理，以巩固冷战大战略的国内民意基础。
比如，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之后，美国舆论一片哗然，但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私下却说，他对苏联卫星并不感到意外，反而应当感谢苏联夸大自己的能力，因为美国人需要这种周期性的“休克疗法”来刺激自己。肯尼迪在1960年同尼克松竞选总统时，大力渲染苏联的“巨大生产力”，不惜摆出比其共和党前任艾森豪威尔更为激烈的反苏姿态。
在政治上抹黑苏联的同时夸大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以刺激自身发展，是美国大战略的一个重要特色。在冷战中，美国加速开发中西部和太平洋沿岸，修筑高速公路网络，加大教育和研发投入，开发空间技术和电脑技术，以私有企业为龙头发展经济。经过30多年的努力，到1980年代初，美国对苏联已经形成了全方位、不可逆转的优势。
在这里不能忽略的是，冷战高潮之中美国社会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等，对提升美国的民族凝聚力和对外吸引力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没有公民社会自觉维权带来的人权状况改善，就不可能有卡特时期的人权外交和以后对苏关系中的道德优势。试想，在马丁·路德·金遇害的时代，美国政府有勇气挥舞人权外交的大棒吗？
从根本上说，美国赢得对苏联的冷战，靠的是内功，根基在于国内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而不是外在的实力地位和外交战略。
今天，美国又开始夸大中国实力了。历史对比应当引起我们的警醒和深思。回顾美国当年对苏联的态度，这谈不上是什么阴谋。与其说美国人“捧杀”中国，不如说他们是为维护自身利益和尊严而励志。奥巴马今年的国情咨文正面提到中国，意在激励本国加快改革步伐，促进经济转型，而不能让自己沦为二流国家。
反观当下国内媒体讨论对美关系的语境中，更多涉及的是如何寻找政策手段，激发公众义愤，以反击美国损害中国权益的行为。这当然无可非议，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加快民主法治建设，增强国际竞争力和软实力，才是对美战略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更何况我们早已走出冷战，中美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基本态势不会逆转。尽管可以做某种类比，但就性质而言，今日的中美关系同当年的苏美关系不可同日而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