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当代大师级小说家大卫·格罗斯曼认为：“在艰困时日，一切都错乱的时候，写作就是作家的救赎。”
钟天阳
以色列当代堪称大师级的著名小说家大卫·格罗斯曼日前来到上海，参加上海文学节。
数度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名单的他出生于1954年，比同样来自以色列的作家保罗·奥斯特还小7岁，奥斯特却说：“大卫·格罗斯曼是我所认识最伟大的人。”
在战争中失去了儿子的格罗斯曼，一度想过弃笔，但最终他选择了继续，既是为了拯救自己，也是为了告慰亡灵：“我知道，在艰困时日，一切都错乱的时候，写作就是作家的救赎。”
第一财经日报：写作对于你而言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格罗斯曼：写作就是对生活的再次选择。
日报：你在演讲中提到“真爱如刀（love is knife）”，我们知道你著有一本书名为《作我的刀》（Be My Knife），你能谈谈爱与刀之间的关系吗？
格罗斯曼：卡夫卡说“真爱如刀（love is knife）”，这种说法或许有些疯狂甚至残忍，但也许这就是卡夫卡的风格。我的小说《作我的刀》讲述的是一对青年男女之间经历暗恋、写信、相爱又无时无刻不互相伤害的故事。爱是甜蜜的，是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东西，但如果让你付出爱的不是那个对的人，那么这样的爱也许比卡夫卡所说的“真爱如刀”还要残酷。
日报：你多次谈到卡夫卡，他有哪一部作品令你印象深刻？
格罗斯曼：我想起卡夫卡短篇小说《一则小寓言》中那只老鼠的境遇，当它发现陷阱近在咫尺，虎视眈眈的猫又紧逼其后时，禁不住叹道：“世界正日渐缩小。”
事实上，经过多年来在极端暴力的政治、军事以及宗教冲突环境中的生活考验之后，我不得不悲哀地承认，卡夫卡作品中那只老鼠的话是对的：日复一日，世界的确正变得越来越狭窄，也越来越小。与此同时，我还要告诉你，一种空虚和惆怅的情绪也开始在个体内心与充满暴力、混乱的外部世界之间滋长，这样的环境控制着每个人的生命以及他生活的方方面面。
日报：你的小说总是有战争，总是有一些“必须的场景”，你如何看待它们？
格罗斯曼：通常情况下，我并不喜欢这些“必须的场景”。大部分我写的书里都会出现不愉快、病痛、焦躁，一切关于战争的——那些正常生活中不应该频繁出现的场景，挑战着每个人对于苦难的神经。在写作中，我的内心非常不愿意触碰到这些部分。因为这样的写作会过多地改变我的生活、我的心境。甚至于在我写到一些批评讽刺的杂文时，这样的文字还有可能会伤害到我的家人朋友。然而，当我将这些场景都付诸于纸上之后，我的内心又无比坚信的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对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