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新年期间，有十位教授联合发表了一篇《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引起当时不少人注意。然而，胡适读了这篇宣言后，却“颇感觉失望”。不过，也正是这“失望”，催生出胡适一篇重要文章：《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此文发表在1935年3月31日天津《大公报》。虽时隔七十多年，只要你一读这篇文章，它那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就会扑面而来。当然，这也说明大半个世纪来，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我们不仅实在没有多大进步，甚至还常常给人以要“复古”的感觉。陈独秀、胡适们若是地下有知，真不知会有怎样的感叹。■闵良臣专栏
那还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在他的名篇《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曾批判“全盘西化”：“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7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7月版）在这篇著作后对“全盘西化”是这样注释的：“所谓‘全盘西化’，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学者的主张。他们主张中国一切东西都要完全模仿欧美资本主义国家。”
这个注释显然是对胡适们而言。可在同一篇文章中，毛泽东又说了这样的话：“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同上，第655页）
应该说胡适既不主张尊孔读经，又是“新文化”的代表。因此，毛泽东的这几句话实际上等于又赞扬了胡适。只是对当时的毛泽东而言，他可能已经不把胡适看作新文化的代表了。他所说的“新文化”是“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
那么胡适是不是新文化的代表呢？我们来看看。先前的不说。1935年新年期间，有十位教授联合发表了一篇《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引起当时不少人注意。然而，胡适读了这篇宣言后，却“颇感觉失望”。不过，也正是这“失望”，催生出胡适一篇重要文章：《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此文发表在1935年3月31日天津《大公报》。虽时隔七十多年，只要你一读这篇文章，它那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就会扑面而来。当然，这也说明大半个世纪来，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我们不仅实在没有多大进步，甚至还常常给人以要“复古”的感觉。陈独秀、胡适们若是地下有知，真不知会有怎样的感叹。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胡适在文章中是如何驳斥那些一味强调“中国本位”的教授的。
胡适首先指出，其实一些保守者甚至是“维新”领袖人物也并非乐意全都照抄古时候，而是有所选择：“我们在今日必须明白‘维新’时代的领袖人物也不完全是盲目的抄袭，他们也正是要一种‘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他们很不迟疑的‘检讨过去’，指出八股，小脚，鸦片等等为‘可诅咒的不良制度’；同时他们也指出孔教，三纲，五常等等为‘可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思想’。”按照他们的说法，也就是“要‘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胡适文集·3》第525—526页），说得似乎很在理。然而，“他们的失败只是因为他们的主张里含的保守的成分多过于破坏的成分，只是因为他们太舍不得那个他们心所欲而口所不能言的‘中国本位’。他们舍不得那个‘中国本位’，所以他们的维新政纲到后来失败了。”（同上，第526页）而他们所要达到的也只有等到辛亥革命的成功才能达到。而辛亥革命之所以达到了他们所达不到的，正是因为辛亥革命的“破坏”或革新比他们又进了一步，也就是不仅诅咒八股、小脚、鸦片，同时也反对孔教，反对三纲五常。重要的是，从辛亥革命后来看，孔教和三纲五常其实并不能代表“中国本位”，这样一来，有些人反对别人诅咒孔教诅咒三纲五常也就没有道理。对此，胡适是这样说的：“辛亥的革命是戊戌维新家所不敢要求的，因为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岂不要毁了那个‘中国本位’了吗？然而在辛亥大革命之后，‘中国本位’依然存在，于是不久大家又都安之若固有之了！”（同上）胡适的意思，那些所谓要维护“中国本位”的人其实是自欺欺人，他们的“中国本位”并不能代表中国。
接着，胡适的文字也开始带了讽刺的意味：“每一次大的震动，老成持重的人们，都疾首蹙额，悲叹那个‘中国本位’有陨灭的危险”。然而，实际情形却是一次又一次告诉他们，那都不过是“杞人忧天”。因为即使经历一次又一次大的社会思潮，甚至其中“含有最激烈的社会革命思潮”，虽然给社会“到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痕”，也还是“始终没有打破那个‘中国本位’”。可就是这样，一些“老成持重的人们却至今日还不曾搁下他们悲天悯人的远虑”，一边“购买飞机枪炮，当然也会挑选一九三五年的最新模特儿”，一边也还是“要用二千五百年前的圣贤传来教人做人罢了”。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那么这些教授的错误在哪儿呢？胡适总结了一下：
“文化变动有这些最普遍的现象：第一，文化本身是保守的。凡一种文化既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然有它的绝大保守性，对内能抵抗新奇风气的起来，对外能抵抗新奇方式的侵入。这是一切文化所共有的情形，是不用人力去培养保护的。
“第二，凡两种不同文化接触时，比较观摩的力量可以摧陷某种文化的某方面的保守性与抵抗力的一部分。其被摧陷的多少，其抵抗力的强弱都和那一个方面的自身适用价值成比例：最不适用的，抵抗力最弱，被淘汰也最快，被摧陷的成分也最多。如钟表的替代铜壶滴漏，如枪炮的替代弓箭刀矛，是最明显的例。……
“第三，在这个优胜劣败的文化变动的历程之中，没有一个完全可靠的标准可以用来指导整个文化的各方面的选择去取。……政府无论如何圣明，终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因为文化的淘汰选择是没有‘科学方法’能做标准的。
“第四，文化各方面的激烈变动，终有一个大限度，就是终不能根本扫灭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这就是古今来无数老成持重的人们所恐怕要陨灭的‘本国本位’。这个本国本位就是在某种固有环境与历史之下所造成的生活习惯；简单说来，就是那无数无数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那个本位是没有毁灭的危险的。物质生活无论如何骤变，思想学术无论如何改观，政治制度无论如何翻造，日本人还只是日本人，中国人还只是中国人。试看今日的中国女子，脚是放了，发是剪了，体格充分发育了，曲线美显露了，但她无论如何摩登化，总还是一个中国女人，和世界任何国的女人都绝不相同。一个彻底摩登化的都市女人尚且如此，何况那无数无数仅仅感受文化变动的些微震荡的整个民族呢？所以‘中国本位’，是不必劳十教授们的焦虑的。”（以上所引见（《胡适文集·3》第527—529页））
总结之后，胡适就中国的旧文化及“本国本位”又说了下面一些看法：
“我的愚见是这样的：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得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挥光大的。”（《胡适文集·3》第529—530页）
今天我们重读胡适这样一篇文章，既可以让我们在新时期又一拨“兴国学”及“尊孔读经”的声浪中非但不至于迷失方向，不随声附和，反而更能明辨一些人到底在搞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