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伟
自2007年6月起发生的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导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降，2008年全球平均增长速度仅为3%略强，2009年更是接近负增长，因而人们估计这次危机的深刻程度可能是近百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为严重的。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经济自然是深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尤其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程度空前提高，2007年的外贸依存度达到了64.8%，而到了2008年商品进出口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外贸依存度仍然达到59.8%。所以，如果说这场危机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史而言是百年来空前深刻的，那么，这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也是百年来空前严重的。但是，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背景的差异，中国经济增长的失衡有自身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要求中国反失衡的宏观调控政策应当有其特殊性。
一、我们在刺激需求的同时，更应当注重改善供给。我国经济失衡的主要矛盾根本在于供给方面，即使在短期内贯彻扩大内需政策，也要特别重视供给管理带来的需求效应
与发达国家经济不同，中国现阶段处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水平。从总量指标看，我国人均GDP现在3000美元左右，在发展中国家中也还只能算中等水平；从结构指标上看，特别是从农业劳动就业比重来看，我国目前在40%左右，也是与当代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最为相似；如果从工业化进展水平看，按照当代国际标准的工业化要求，我国产业结构高度演进的水平大体上相当于工业化的中后期；从地区分布来看，上海、北京、天津已基本实现工业化，其他东部沿海省市已进入工业化后期，中部和西部部分省区进入工业化中期，西部个别欠发达省区则还处于工业化前期。预计我国总体上在2020年前后能够基本实现工业化，如果再考虑到城市化等其他发展目标，预计到2030年前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才能够达到当代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水平。从经济发展史来看，一国的经济一旦进入工业化加速时期，也就意味着进入一个持续高速增长的时期，历史上的英国、法国、美国在这一阶段都曾有长达半个世纪左右的高速增长期，战后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及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工业化的这一阶段也曾有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期。现阶段正处在这一工业化加速和城市化加速期的中国经济，应当说具有更强的抗危机冲击能力。
正是由于这种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性，使得我国经济面对危机的冲击，在总量政策上具有特殊性，尽管这场世界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出于有效需求不足，因而衰退和失业率攀升成为突出的特点，美国、欧盟、英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的失业率均已显著超过正常所说的7%警戒线，有的甚至开创了战后最高的失业率。但对中国经济来说，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是强劲的，因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时期，基本特征之一便是投资需求高速增长，发达国家历史上和当代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也都证明这一点。消费需求变化是显著的，因为在这一时期，不仅居民收入水平进入迅速提高阶段，而且由于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经济的消费示范作用明显加强。尽管我国现阶段由于种种原因，需求相对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增长不足成为困扰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尽管这种困扰在国际金融危机及世界市场疲软的影响下，显得更为严重，但工业化加速和城市化加速时期客观存在的需求提升的空间和潜在的可能是巨大的，特别是长期的有效需求稳定高速提升的趋势是明显的。所以我们不仅对扩大内需拉动增长可以也应当具有更为充分的信心，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刺激需求的同时，更应当注重改善供给。对于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的我国经济宏观调控而言，需求管理固然必要，但供给管理更为重要，特别是从长期来看，需求管理固然存在种种困难，但供给管理需要处理的矛盾更为深刻。在发达国家历史上，曾经经历过相当长的“供给创造需求”的时期，也就是说，以生产结构的调整，新产品的开发，降低成本并提高效率，从而不断以新的低价格的供给，刺激和引导人们的需求扩张，激发人们的需求欲望的能力。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所处的阶段，并没有超越“供给创造需求”的时代。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不能脱离供给管理去刺激需求，更不能不顾供给管理对结构、能耗、成本、效率、环境等方面的要求，片面强调刺激需求。结果需求所拉动的供给能力扩张表现为大量低效、高耗，甚至重复投资的冲动。虽然可以缓解短期的经济增长压力，可以刺激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但这种需求扩张是以牺牲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即牺牲供给效率为代价的。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改善和活跃供给本身也是刺激需求的重要方式，产品单一，价高质次，医疗、教育等发展的不均衡和结构性供给不足，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供给不足等等，构成对消费需求严重限制；能耗大、污染重、碳排量高、资源消耗大、效率低等等，构成对投资需求扩张的绝对约束。如果说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和供求失衡主要矛盾首先在于需求方面，特别是短期政策的重点在于刺激需求，那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经济失衡的主要矛盾根本在于供给方面，即使在短期内贯彻扩大内需政策，也要特别重视供给管理带来的需求效应。
供给管理作为中长期的举措，是通过降低成本和提高收益实现对经济的刺激。无论是降低成本还是提高收益，重要的在于创新力的提升。如果脱离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主要依靠宏观经济政策，比如财政支持和货币政策的持续降息等扩张手段，来降低投资成本以刺激经济，但同时国民经济竞争性效率和创新能力并无提高，那就等于不断地降低进入门槛，降低对投资项目的效率水平要求，以换取投资需求的扩张，最终必然导致经济泡沫。只有通过创新，包括市场规模创新、生产要素创新、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等，以实现降低成本刺激需求才是有效的增长。美国陷入本次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其长期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刺激需求的同时，在供给方面放松了创新，因为刺激需求所拉动的是大批低质低效的项目。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在创新上潜力更大。如果说美国实现新一轮重大创新需要处理的难题，包括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等等更为深刻，那么，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可以享受“后发利益”，通过引进、模仿、学习和自主创新等多种方式，为创新赢得更广阔的空间。
二、中国的货币供给的增加，必须以刺激实体经济使货币需求上升为前提。否则，不仅不能刺激经济，反而可能加剧资产泡沫，埋下金融危机的隐患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银行体系为了保证自身安全，需要大量超额准备金，如果得不到就会导致货币紧缩和放贷量的大幅减少，从而对实体经济和资产市场发生影响，金融危机转化为经济危机。也就是说，美国本次危机是从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危机传递，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扩散的过程。而我国则不同，我国本次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从出口开始，逐渐由实体经济传递到金融领域。受美国危机及由此产生的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从2008年10月起，我国出口逐月下降，出口增长率从2003年至2007年的每年20%以上甚至超过30%，下降为2009年(前三季度)的－20%以上。根据我们对中国最新投入产出表的分析，出口需求每增长10%，所创造的增加值对经济增长率大体上可控的贡献为1个百分点，这样由于出口的变化，使得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前些年的每年2－3个百分点，跌为目前的－2个百分点，上下相差近5个百分点。这就导致相关企业投资意愿和居民消费意愿下降，及企业投资需求和居民消费需求下降。这种需求下降又从两个方面分别影响实体经济和资产市场，一方面，企业投资需求和居民消费需求下降导致国民经济中的总需求下降，总需求下降或增速放缓，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失业率上升，物价下跌，经济景气程度下降，即导致实体经济进一步衰退；另一方面，企业投资需求和居民消费需求下降意味着这个国民经济对货币的交易性需求下降，从而即使是货币供给不变，也会由于对货币需求的下降，导致货币市场上流动性相对过剩。这些过剩的流动性不会被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因为它的出现本身就是对商品和服务的购买需求下降的结果，所以它只能流到资产市场，导致资产价格上涨，从而形成实体经济衰退的同时虚拟经济及资产市场价格上升的相互背离的状况。
比较而言，中国和美国都存在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但导致总需求下降的原因和路径是不同的。美国的总需求下降是由于金融危机导致银行紧缩贷款进而引发货币紧缩，美国的银行和实体经济都缺少货币，都对货币产生了强烈的需求；而中国则不同，中国是受全球经济衰退影响，实体经济首先衰退，实体经济衰退导致国民经济对货币的需求下降，相对需求下降货币供给过剩，并且进一步冲击资产价格膨胀。因此，美国刺激经济的政策在于增大货币供给，以缓解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的流动性不足。而中国刺激经济就不能如此，中国的问题不是货币供给不足，而是货币需求不足，如果是简单地增大货币供给，不仅对刺激经济起不到有效的作用，还极可能刺激资产市场的泡沫。所以，我国的宏观调控应当审慎控制货币供给总量的增加，更应当注重货币政策的结构效应，或者说更应注重货币政策效应对实体经济的作用，使相对过剩的流动性能够迅速有效地传递到实体经济中去。中国的货币供给的增加，必须以刺激实体经济使货币需求上升为前提。否则，不仅不能刺激经济，反而可能加剧资产泡沫，埋下金融危机的隐患。事实上，我国自2008年9月至年末连续4次下调准备金率，使准备金率从17.5%降至14.5%(大型金融机构)和13.5%(中小金融机构)；连续5次下调利率，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由7.47%降至4.86%；货币供应量(M2)的增速从2007年的16.74%，提高至2008年的17.78%，2009年前三个季度更是分别提高到25.51%、28.46%、29.31%；贷款增速大大加快，2009年6月之后，每月本外币贷款同比增速超过30%，前三季度新增贷款达到9万多亿，远远超出2008年的5万多亿水平；但与此同时，由于国民经济对货币的需求相对不足，银行流动性仍然过剩，寻贷冲动仍然强烈，银行存贷差居高不下，从2009年5月以来，银行存贷差始终高达18万亿以上，2009年9月更是达到18.4万亿以上。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缓解我国经济衰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必须看到，应当适时使宽松的货币政策真正回归严格意义上的“适度宽松”，同时，更应当强调货币政策的结构效应和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传导效应，在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同时抑制资产泡沫。
三、扩大消费需求不仅仅是直接刺激城乡消费，而是需要从国民经济投资与消费的结构调整上，从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和制度上，从经济发展的二元性差距缩小上，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推进上等多方面入手
在本次经济危机中，我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同样面临内需不足的问题，但不同的是，我国的内需不足主要是消费需求不足，而不是投资需求不足。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内需不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主要是投资需求不足。我国扩大内需的真正困难主要集中在如何扩大消费需求，而不像西方发达国家扩大内需的真正困难集中于如何扩大投资需求。在资本私有制的市场经济社会条件下，投资决策主体主要是私人资本，投资需求和扩张取决于私人资本对市场信心的恢复，而不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政策主张。特别是这次发端于美国的经济危机，首先是从金融危机开始，然后蔓延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中哪些领域最先受到冲击呢？对金融依赖程度高的产业首当其冲，而对金融依赖度高的产业通常是规模经济起点高的产业，比如房地产业、汽车制造业、冶金工业、基础设施业、交通业、信息业等等。这些对厂商规模经济起点要求大的产业，同时又是资本密集度高，初始投资规模大的产业，并且也是一国经济支撑就业的主导产业。这些产业首先受到冲击，产生的社会后果突出表现在三方面，一方面是迅速形成大量银行坏账，这些对银行依赖度高的产业受到冲击后立即形成新一轮的银行不良资产冲击波，进而进一步加剧银行信用危机；另一方面是迅速形成大量的失业，因为这些产业承载着大量劳动力。这两方面归结起来，便形成严重的投资需求不足和消费需求不足，尤其是投资需求不足。
我国则不同，由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现阶段的投资需求是非常高的。从发展阶段而言，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期的经济正是投资需求增速最快的时期；从经济体制条件而言，我国微观经济基础中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宏观经济调控方式上政府具有很强的调控能力，特别是地方政府具有极强的投资冲动，整个国民经济可以在较短的时间里动员大量的资源集中于投资。而我国的消费需求则由于多方面原因难以得到有效扩张。首先，国民经济中投资增速与消费增速相互比例长期失调，过高的投资需求增速在长时期里对消费需求的增长带来了严重的排斥。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年均实际增速在14%左右，远远高出世界同期水平。2003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始终在24%以上，2009年前三季度更是高达33%以上，从而使得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具有明显的投资拉动特征，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偏低。其次，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限制了消费需求增长。从分配的总体结构上看，政府(财政收入)、企业(GDP)、居民(城乡居民收入)三大主体的收入增长，长期以来是财政收入增速最快，其次是GDP增速，居民收入增长最为缓慢，尤以农民收入增速低，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从1998年的68%左右下降至2006年的59%左右，下降近10个百分点。而在政府、企业、居民这三者中，真正主要将收入用于消费的是居民，居民收入增速低便意味着消费需求增速慢。从居民收入分配本身来看，收入分配的差距在扩大，意味着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速度更快，而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低。流入高收入阶层中的国民收入，更多地被用于投资、储蓄，或购买保值品，只有较少比重用于消费，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事实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不仅影响分配的平等目标，同时影响经济效率目标，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其三，经济发展中二元性特征的存在，尤其是城乡差距的存在和扩大，严重束缚着消费需求的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大体相当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30%的水平。从消费方式来看，农民的消费支出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实物自然经济的特点，相当一部分消费并不通过市场购买而是自给自足；从收入的支出结构来看，农村居民家庭并不是单纯的消费者，同时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因而农户的收入并不能够完全用于或主要用于消费支出，相当一部分收入是要用于生产支出；从生活方式来看，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并未真正纳入公共财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与农民所承包的耕地相联系。这就使农民的社会保障更需家庭自身承担，因此会影响其消费。我国现阶段城市化率为45%左右，如果支持经济增长的消费需求动力长期主要依靠占人口45%的城市居民的消费增长，占人口55%的农村居民消费增长长期迟缓，必然构成经济增长消费需求动力结构性扭曲。其四，体制改革本身的历史变化，尤其是改革的核心环节逐渐从企业改革转向政府改革，转向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与公共财政体制等方面的改革相联系的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使得人们对于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加强，尤其是使对社会共同保障依赖度高的低收入层的预期发生变化，从而迫使人们增大强制性储蓄以防止未来保障方面更多的不确定性可能产生的风险，使现期消费受到抑制。
因此，中国扩大内需，真正的重点和难点不在于扩大投资需求，而在于扩大消费需求，而扩大消费需求不仅仅是直接刺激城乡消费，而是需要从国民经济投资与消费的结构调整上，从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和制度上，从经济发展的二元性差距缩小上，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推进上等多方面入手。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