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英杰专栏现在的国内知识界中个性鲜明、敢说敢为的人物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偏安一隅的台湾一不小心出了个李敖，马上就被我们的一些人捧成了“大师”，惹得内地的媒体不断地大惊小怪，如见“天人”一般。这不由得使人缅怀起清末民初辜鸿铭那一代“大师”迭出的黄金年代。
作为一位通晓九国语言、学贯中西、博闻天下的著名学者，辜鸿铭最为后代人所津津乐道的，可能并不是他的盖世绝学，而是他的那根到死也不肯剪掉的可笑的“小辫子”和他的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奇怪言行。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两条“辫子”举世闻名：一条是以“复辟满清”为志的“辫帅”张勋的“辫子”；另外一条就是辜鸿铭的这根“既短且细的灰白辫子”（引自黄兴涛：《闲话辜鸿铭》）。
说实话，像这样的一条极为普通而且简直是有点“寒碜”的辫子，在满清统治下须眉男子皆留辫子的情况下，是不太可能如此吸引“眼球”的。辜鸿铭的这根“辫子”突然变得炙手可热的时候，还是在辛亥革命之后。而此时的天下，正是民国的时代，距离晚清的逊帝溥仪从紫禁城的皇位上正式滚蛋已经是有些时日了。按理说，满清覆亡了，辫子也该剪掉吧？可是，这辜鸿铭老夫子却硬是不肯“与时俱进”，一把剪掉他的那根小辫子，而是将它大摇大摆地带到了堂堂的北京大学的讲堂上面，并以此为荣。分析这位老先生的怪异行为，其中固然有对前清皇帝“愚忠”的一面，但倘从心理学层面上看问题，则毋宁说是辜老夫子想借此表达标新立异、坚拒流俗、特立独行的个性。这大约和当今台湾那个叫李敖的经常要穿一穿“长袍马褂”亮相于公众场合是一个意思。
除了“辫子”以外，辜老夫子还动辄发表一些明显与时代进步相左的奇谈怪论。某年，在一个社交场合，一位英国贵妇当面问及辜鸿铭：“辜先生，您曾经为中国的纳妾制度辩护。可是从普遍的人性来说，为什么一个男人可以娶许多女人，而女人却不可以反过来有很多男人呢？”
从论辩学的意义上说，这位英国妇人的提问可以说非常刁钻，实在难以有一个圆满的回答，弄不好就会陷入自相矛盾的悖论之中。但是，再难的问题好像也难不倒这位学富五车的辜老夫子。他略一沉吟，著名的“茶壶茶杯论”也就脱口而出了：“夫人，我是为中国的纳妾制作过辩护，但这并不意味着纳妾只在中国才合理，它是天理。男人好比茶壶，女人好比茶杯。夫人见过一只茶壶配四个茶杯，可曾看到过一只茶杯配四只茶壶啊？”（见黄兴涛：《闲话辜鸿铭》）。辜鸿铭的回答不但不退缩，而且明显是在咄咄逼人地进攻，一个堪称“绝妙”的比喻，立时让提问的贵妇人哑口无言。
其实，辜鸿铭的“怪论”、“歪论”还有很多。比如，他竟然以为“中国人的随地吐痰是注重精神生活之结果”；中国人发明的廷杖处死的制度“算不得野蛮”；中国妇女的缠足“乃一大艺术发明，实非虚政，更非虐政”；清朝地方大员禁止官员嫖娼是“不明大体，败坏风化”，等等。实在是强词夺理，顽固至极。
对于辜老夫子的这些言行，我们若设身处地站在辜鸿铭的角度看的话，不难发现他之所以要把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毒素”当成“鲜花”来赞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举凡被他赞美的“中国独有的宝贝”（胡适语），他都是不折不扣的实践者。
他不但主张“纳妾合理论”，更是纳妾的积极行动者，甚至还“纳”出了国门，纳了一位日本的女子为妾。他喜好打麻将，虽然牌技甚差，每赌必输。他也非常喜欢嫖娼，几乎逛遍了当时北京的秦楼楚馆。黄兴涛先生在《闲话辜鸿铭》中说：辜鸿铭是民初国会著名的捣蛋议员，每次参加会议，都会得到300大洋的出席费。他老先生拿到这笔钱后，最先去的一个场所往往就是北京的“八大胡同”，“北京当时妓院的规矩，是唱名叫妓女鱼贯而过，任狎妓之人挑选。据说，辜鸿铭到每个妓院都要去点一次名，给每个妓女一块大洋。一连逛上几个妓院，把钱花光，然后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当然，在辜鸿铭的身上并非只有让人生厌的极为保守的一面，他也有许多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正是这些地方表现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所崇尚的“风骨”和“气节”。
在晚清进士出身的官员胡思敬所著的《国闻备乘》一书中，就记载有“辜鸿铭坚拒袁党”一节。其大意为：1911年冬天，前清状元张謇和政客唐绍仪想拉拢辜鸿铭加入效忠袁世凯的队伍。一次，两人宴请辜鸿铭，席间援引孟子的“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试图以此说服辜鸿铭。但辜鸿铭并不为所动，当场讽刺这两位说：我命应当不得志。但你们两人，难道一个人是“土芥尚书”，一个是“犬马状元”吗？言毕，扬长而去……
辜鸿铭虽为当时的名士，也算是“冠盖满京华”了，但由于他的不良嗜好太多，且不懂理财，视金钱如粪土，因此，手头并不宽余，甚至可以说有些穷困潦倒。如果他听从张謇等人的建议，投向袁世凯一方，以袁世凯笼络人才的手段，定然能从根本上改变他的经济状况。但是，由于他早就看穿了袁世凯的本真面目，极端蔑视袁世凯的一贯做派，因此，绝不愿意与这样的“军棍”同流合污，以至于后来袁某人愿意出资月薪500元聘请辜鸿铭做自己的家庭教师，他也同样毫不含糊地坚决拒绝！辜鸿铭后来成为一位公开的坚决的“反袁党”，多次在英文报纸上写文章痛骂袁世凯是“一个大老粗”、“连小偷和赌徒也不如”。1916年，袁世凯在举国上下的谴责中死去。辜老夫子竟然置政府“停止娱乐，举哀三天”的禁令于不顾，在府上大开堂会，大唱风骚好戏《拾玉镯》和《穆柯寨》（黄兴涛：《闲话辜鸿铭》）。
这世间根本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因此，一个人难免有这样那样的毛病。辜大师既然是人而不是神，自然也难逃此定律。关键是要看其“大节”，只要“大节”不亏，纵然在小节上面有些瑕疵，也应当看作很正常的现象，毕竟“一颗黑子并不能掩盖太阳的光辉”。倘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仅凭辜鸿铭坚决反对袁世凯，虽死也不要袁大头的脏钱这一条，这辜老夫子就真有几分孟子说的“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中国士人的风骨。也正是因为这点，这个被胡适先生称作“老怪物”的辜鸿铭，才显得多少有那么一点可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