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行之
我们办学的结构比较单一，缺乏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海外办学力量的竞争和交流，这也是发展的重大障碍之一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将近尾声，一批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完成基础教育的杰出人物步履急促地离我们而去。2005年，病中的钱学森就在病榻前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坦然相告，现下的中国出不了大师，是因为人才培养模式没有完全发展起来。2009年，当这位曾经叩问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导弹之父”与季羡林、王世襄同时离我们而去，这种叩问更显得揪心。
于是，疑惑的目光再次投向了中国教育体制。然而，大师真的能从教育界要到吗？时代进程下，中国的教育又有哪些利弊得失？将中国教育放到一个历史和世界的坐标系中时，当下的中国教育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它该去往何处？
为此，CBN记者采访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育学系教授金忠明。
放到世界和历史坐标系中
CBN：中国教育面临的问题，在你看来主要有哪些方面？
金忠明：首要的，缺少经济的支撑，是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教育制度与经济、行政管理制度有着很紧密的关联。
我们现在财政的拨款，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是垂直的、一元化的拨款制度。很多学校因经费不充足，往往不得不遵循长官意志去争取另外尽可能多的经费。长官意志就会影响教育自身的规律。
其次是“泛政治化”的倾向。我们有非常强大的、统一的办学思想和课程设置。而这样的模式就可能阻碍了创新性人才的培养。
然后，我们办学的结构比较单一，缺乏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海外办学力量的竞争和交流，这也是发展的重大障碍之一。办学的主体错位，不能将民意完好地体现于教育改革，也是一个问题。行政教育机构真正服务的对象——学生、教师并没有被赋予应有的话语权，教育的最终需求并没有得到充分表达。
CBN：中国的义务教育面临着哪些困难呢？
金忠明：相比于高等教育，中国的义务教育面临着更大的困难，能够做到这样是更为了不起的。因为中国的基础教育实际上面临资金投入太少的问题。
而在教育的产出上，就科研成果而言，我们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还是很大的。但是，这其中还有一个话语权的问题，以美国为代表的英语世界实在是太强大了。我们的学术成果还要转化为英文，拿到西方的学术期刊去发表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所以我们就比较弱势。现在世界上的主要学术期刊，80%为英文期刊。
CBN：从纵向来看，我们的教育与改革前，甚至新中国成立前有哪些可以比较的方面？
金忠明：大约存在三个问题，一个是宏观上的办学体制问题，还有两个比较微观的，关于校长的办学自主权和教师的教学自主权、教材的选择权等。
比如说，民国时期的教育也有相当的借鉴意义，那时候的办学是一种多元化的模式。现在，开办私立学校，海外机构办学都面临很多限制条件。
另外一个是教师权利和教授治校的问题。大学教育和基础教育不一样，教师更应该有权利去选择教材、推荐教材，也就是说拥有相当的自主权。而现在，大学校长的办学自主权反而少了。所以，面对前人，我们不妨谦卑一点，看看前人留下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CBN：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传统和西方的经验都可以成为现在中国教育的借鉴是吗？
金忠明： 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和以前比？可不可以和外国比？可以比，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为什么要去比。今天教育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可以在传统中找到借鉴，也可以从外国得到启示。不因为是前人的就一定落后，不因为是美国的就一定先进。我们比较、借鉴的立足点始终是关注当下中国的实际问题，要将好的东西都为我所用。
抱着“教育平常心”去看待大师
CBN：钱钟书、季羡林、王世襄等都是不拘一格的学者，这与当时他们接受的教育有何关系？
金忠明：季羡林、王世襄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完成的学校教育。新中国成立前的教育是多元化的，有国立的、私立的还有国外的学校。钱钟书之所以能够写出《管锥篇》，是他将中外两种文化集合起来思考的缘故。那个时代，钱学森、钱钟书都是有多元化的求学经历的，他们都有国外留学的阶段。
CBN：那么改革开放以后，也有大批人出国留学啊？
金忠明：杰出人才的出现要有一个过程。钱钟书到了六七十岁才拿出了他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所以现在还不能轻易断定，我们这个时代出不了大师。说不定，到了二三十年之后，我们的大师就出来了。
CBN：一方面是人们对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忧虑，一方面是向教育要大师的声音，你是怎么看的？
金忠明：我们固然要关注大师，但是目前中国更要关注大量的实用性的人才。现在我们为出不了杰出人才而着急，但就教育谈教育是无济于事的。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处在教育中，而是一个宏大的、系统性的问题。
我们要有的就是教育平常心，现在中国少两位大师不要紧，但若是不为成千上万的毕业生解决工作，那可能就会酿成很大的问题。在当下，关注怎样让毕业生更好地融入到这个社会中去，培养大量实用性人才，可能要比钱学森提出的“中国为什么不再出大师”更具价值。
“通识教育”不是“通知教育”
CBN：北京大学有一个“元培计划”，请你谈谈关于通识教育的看法。
金忠明：通识教育不是“通知教育”，“认知”与“知道”不一样。我们要让学生了解知识，知道“What”，但是我们更要让他们认识到如何来知道这些知识，就是How和为什么要去知道这些，也就是Why。古人讲“德、识、才、学”，我们衡量一个人，其中的“识”就是他的判断力和抉择力，而后是“才”即才能，而最后才是“学”，就是知识的积累。
现在的学校教育注重于“学”，去学一些技术性的知识，后来慢慢意识到“通识”的重要性。现在，基础教育中，很大程度上注重的是“语”“数”“外”三科教育，而美学、健康、心理方面的教育则被淡化了。也有一个误区就是“文理一锅煮”，以为这就是“通识”，其实不然。
真正的通识教育，要把人一生的发展中最重要的知识元素研究清楚。这些基本元素应当用系统的课程设置，按照学生心理水平由低到高、循环往复地来做一个整合规划。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CBN：“通识教育”也包括心理、人格健全的教育，杨元元事件可以归结为教育的失败吗？
金忠明：杨元元事件包含了许许多多的因素，有外部的，有内部的。我前两天上课的时候还和学生讲，你来听我的课，恐怕杨元元这样的情况就不会在你们身上发生了。这当然是个笑话。
杨元元为何自杀？无非是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感到绝望。其实，高学历者自杀的不乏其人。很多情况下，知识分子的人格并不一定比一般人健全，这是需要教育界反省的。我们所需要的大概就是一种通识教育，对美学、体育、生命、生态的教育，明白这个世界生命的可贵、情感的美好、自然的和谐，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如果她能够多元参照，她的心胸就会比较博大，如果在小时候有体育对意志的磨砺，那么她可能更经得起摔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