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与陈忠康的接触中，每每想到“上善若水”这四个字。在无数荣誉的光环笼罩下，陈忠康一直保持着谦逊、平和的心态，他的作派一如他写字的状态，从容不迫，不急不厉，正如淙淙涓流，在温缓与平静中穿透着无穷的力量，拔营取寨，一直保持着平稳的步子。
我是在他大学毕业回到温州时才认识他的。我每每企图透过他朴实无华的表面，探求他内心所蓄贮的力量本源。与他在一起，似乎很少谈论书法，更多的是对读书的重视。他广搜图书，投入了最多的财力和时间，阅读范围颇杂，每每使我惊讶的是他通过阅读后的思考与发现。
比如他在对版本学的重视上，通过戡比研究，针对后人对帖学看法，提出颇有价值的观点，从而佐证他所坚持的书法的正脉是魏晋以来到明清书法名家构成的巨大的谱系，即帖学系统之观点。他发现，帖学在宋以后为什么衰弱的原因主要是：其一，范本的差异性太大。刻帖的流行一方面扩大书法群体，而一方面也引起了诸多误会和混乱。刻帖的不断翻刻，离原本会越来越远，后人学刻帖，难免有雾里看花的遗憾。其二，宋以后楷书的意识太强，可以说深刻影响了行草书的创作和审美。从唐代开始，中国的文字就在走规范化道路，这个大概和印刷术有关系。唐之前，文本的流传都是靠手工抄写来完成，对于每个阅读者来说，每一个文字都是新鲜的、不同的。但是在唐以后，印刷术的流行，带来了美术字在印刷行业的大量运用。美术字就是规范字，如宋体，虽然刻工的不同会让规范字有所差异，但是总体来说，规范字确立了一个标准的书体形式。对于阅读者来说，天天接触的就是这些一模一样的标准形式，这种规范字的阅读，深刻影响了书法家对于书法创作的理解。
这些规范的字体会逐渐在阅读者的心里造成一种心理定势——字的某种写法就是完美的，字的笔画安排符合某种规范就是完美的等等。而这些心理定势在魏晋人那里根本没有，魏晋时代的书法远绍汉代。汉代到魏晋这几百年中，成熟的书体不是楷书，而是草书。也就是说，魏晋人学书法，面对的是一个成熟的草书系统，而不是如宋以后，面对的是一个成熟的唐楷系统，这样差距就出来了。草书对于楷书来说，更加自由开放。从草书化到行书，行书必定具有草书的品格。所谓古法，就是一套从草书中化出来的笔法系统。而宋以后，学书先学楷书的做法成了书法的常识，也可以说是偏见。他的这个发现是否是发前人所未发不得知，但对长期以来对传统帖学误读的矫正必有意义。读书重在发现，陈忠康做到这一点，已非单纯书法家的能力了。
就传统意义而言，单纯的书法并不是完整的艺术。只有当书法充当传统文化的诠释手段时，才上升为艺术，而且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艺术。就此而言，当下没有学术背景的所谓“书法家”是何等的苍白与尴尬？陈忠康并不满意自己的成功，他追求的是一个丰富、内敛、具有思想的学者型书法家。这种态度能从其近年来其书风的转变上可窥端睨。先前的陈忠康书法在技法上较为重视，取法多变，在以二王为基调上，曾对《书谱》、苏轼、董其昌、八大等用力甚夥，甚至于较近的陆俨少都曾予与关注。一方面反映了他吸纳百家之长的能力与愿望，同时也反映他对自己的不满。他在2001年出版的书法集后记中坦言：“‘平和’成为我近年的追求。我意识中的‘平正’有几层含义：其一是字形的平正，这点是相对于夸张的字形而言；其二为气息的平和，即一种‘不激不厉，风规自远＇的韵味；其三为书写时心态的平稳，不急躁冒进，不急功近利，不刻意雕饰；其四为书法脉络的正统，我始终想走传统中的正脉一路（以二王为中心的书法体系），追求一种雅正博大的气度，一种落落大方、堂堂正正的仪态。这种书风更符合我现有的性情、心态、生存环境。”近年他的书法创作，基本遵循这一观点，表现为更趋平和的姿态。他舍去原有笔锋峻切的细节，追求平淡无奇的气息，化灿烂为平正，这需要他的勇气，更表明了他的成熟。而且又是他作为当代帖学派的代表的一种严肃责任与远大的追求了。
所谓书法的传统近来纷争颇多。传统是什么？有人认为，所谓传统就是体现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精神。书法是传统文化的派生，其价值是诠释、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与精神。中国书法选择以二王为中心的帖学体系为正脉，是历史选择结果。书法在二王之前，基本处于功能性的实用书写状态，只有到了魏晋南北朝，书法成为门阀贵族的专利，开始摆脱实用性的书写，上升为文人创造的艺术。唐太宗将王羲之确立为书圣地位后，二王书风自此被确定为书法的正脉。而以二王体系的帖派书风在艺术审美和风格上，以雅正、清和为基本基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儒学的基本精神相契合。因而二王书风是书法的传统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至于清中晚期以来，扬碑抑帖只是书法艺术审美拓展的一个时期的特征，这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历来任何一门艺术的发展，都有其高峰和低谷，帖学在宋以后走向靡腐，因而促使赵孟頫的振臂一呼，成就了赵氏扮演书法史矫正流弊的救世主的地位。明清两代馆阁体泛滥，帖学衰败，才有清中晚期的兴碑运动。而至民国，碑派书风也走向没落，才成就了沈尹默扮演帖学中兴的角色。
由此可见，一个书法家的历史地位，是看他对书法发展一个时期的现实影响。反观当代书坛，上世纪80年代，文革结束，中国文艺匆忙复兴，书法断层整整一代人。从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西方文艺思潮涌入，对刚刚复苏的中国文艺带到巨大冲击，很多人将西方的文艺当作振兴中国文艺的良药，这给当代的中国文艺带来巨大的影响。一方面，给文艺的审美体系带来混乱，一方面也拓宽了文艺表现形式的多元空间。就书法而言，当代书法对传统继承尚属不足，便匆忙上阵，抛开传统，提倡创新。于是，在表面严重营养不良的情况下，出现表现方式的求新求异，所谓“现代派”、“学院派”、“民间书风”、“流行书风”、“新文人派”等应运而生。当然，当代书法家的这些努力丰富了传统书法的表现形式。但流风所趋，也带来审美标准评判的模糊，造成“千人一面”、“以丑为美”等现实。
传统书法内涵本质丧失的流弊，引起当今一些书法家的思考和警惕。时代必然需要出现一些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人物。我们有必要高举复古旗帜，尊重传统，矫正自沈尹默时代以来帖学的没落。
由此，我想到陈忠康与沈尹默的比较。沈氏针对清末以来，碑学泛滥，帖学衰败的局面。力呼帖学，他首先要解决的是对帖派书风技法的问题。因此，沈氏一生致力于写字技巧的研究。通过沈氏的努力，帖学技巧得到一定的解决。但是沈氏的努力不能算成功，传统帖学所提倡的笔墨表现散淡虚和之性情，玄远冲冥之境界乏力可陈，书法的内涵贫乏，笔墨成了没有思想的技巧成为当代中国帖学派的通病。如果说把沈氏没有完成的部分交给陈忠康，这显然会有人为拨高的嫌疑，但也并非完全是笔者的一厢所愿。较之沈尹默，陈忠康对二王的努力，已自觉地透过了技术的层面，而着眼于帖学的精神真髓，深入对帖学本质的探讨，先不论其能力与成就与沈尹默比较，就其当今陈忠康在中国书坛的影响力和他本人所努力的方向，其继承沈氏未竟的路，最终完成书法传统的振兴。假以时日，并非天方夜谭，异想天开。
我期望陈忠康一路走好，期望中国传统帖学书法的振兴。
（作者系书法家、浙江美术馆副研究员）
陈忠康，1968年生于浙江永嘉。1991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书法专业。曾工作于温州博物馆、温州师范学院。2005年始在中央美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2008年毕业获博士学位。现工作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院，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协行书委员会委员、中国首届行书大展评审委员。
曾获全国第六届书法篆刻展“全国奖”、全国第七届中青年书法展一等奖；连续二次获浙江省书法大展最高奖——“沙孟海奖”，同时获浙江省人民政府“鲁迅文艺奖”优秀成果奖。作品入选“中国美术馆首届当代名家书法提名展”，“世纪之门”中国艺术展，第一、二、三届流行书风展，“中国书坛兰亭雅集42人展”并荣获“兰亭七子”荣誉称号。出版有《当代著名青年书法十家精品集·陈忠康卷》、《中国美术馆当代名家系列作品集——陈忠康书法卷》、《全国中青年50名家临摹实录》（光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