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台湾的电视节目上看到对于大陆“奇异风俗”的报道，有一条便是山东人民对“油炸蚂蚱”趋之若鹜。遂回忆起幼时夏天与小伙伴们去乡村的田野上捕捉蚂蚱的经历。我们用狗尾巴草杆儿穿其颈部，串成一串串的，置于铁罐中再埋到火里，撒些家里带来的盐粒，便烹成鲜美的食物。那滋味颇有点儿像在吃烤鸡翅尖儿或是椒盐虾。
皇帝怒食生蝗
查阅历史，蝗虫为灾、祸害庄稼的事例倒是不少，可很少提到人吃这类虫子的故事。反而倒是多以为蝗虫有毒，但其实指的是“尖头长角长股”且浑身青绿的一类。这尖头的正名实是叫作“中华蚱蜢”，剑角蝗属，性味辛凉，可入药材。这就是古书上所说的“阜螽”一类，或名作“蚱蜢”。《本草纲目》卷四十一引陈藏器的说法，以为阜螽有毒，若在其交配期捉来，可作媚药。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唐太宗怒食生蝗的“政治秀”（参看《资治通鉴》卷192）也算得上是用心良苦了。在唐以前，似未见以蝗虫为食物者。
据《新唐书》卷三十六，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夏天，中国发生蝗灾，民人“蒸蝗曝飏，去翅足而食之”，这也许是最早的“食蝗”记录，里面反映出民间恨不“食其肉”的怨心。宋人范仲淹宣抚江淮时，曾见太平州（今安徽芜湖）郊野的贫民捕蝗虫晒干，摘去翅足，和野菜一起煮食（《封进草子乞抑奢侈》） 。这条记载被南宋人董视为有用的资料，便收入到他的《救荒活民书》中。
但仅仅是出于非理性的“报复”和不得已的“救荒”目的，恐怕食蝗难以列于日常饮食的菜谱。为何轻易不敢捕食？主要是因为古人迷信所致，遇到蝗灾唯知祭拜（拜蝗神，也拜驱蝗神） 。
味道与虾无异
徐光启在《农政全书》的卷四十四中说：“今东省畿南，用为常食，登之盘。臣尝治田天津，适遇此灾，田间小民不论蝗蝻，悉将煮食……质味与干虾无异。东省畿南，既明知虾子一物，在水为虾，在陆为蝗，即终岁食蝗，与食虾无异，不复疑虑矣”。乃知至明末先已改变风气的，是天津山东一带。至今此二处的民间菜肴中仍常见烹调此虫的例证，可见其传统。
徐光启说冬储之蝗虫，“质味与干虾无异”，这味道上的联想似乎和他本人的“科学发现”有关，因为他注意到蝗虫多生于水泽之畔，且引《太平御览》上所说的蝗虫至丰年则化为虾（今本《太平御览》卷九四三，惟说汉时广陵地方在清平安定时，曾有蝗虫入大海而化为鱼虾） ，便推断虾化为蝗，蝗化为虾，“终岁食蝗，与食虾无异”，倒也是破除迷信的一个办法。
不过，蝗、虾味道上的相同在古代就有一致的看法。《说郛》卷三十三，引北宋人张师正《倦游杂录》，谓“岭南人好啖蛇，易其名曰茅鳝，草虫曰茅虾，鼠曰家鹿，蛤蟆曰蛤蚧，皆常所食者”（今之美国学者安德森所著《中国食物》中有此节引文，中译本以意译无法准确还原，遂将“brushwood shrimps”翻成了“树虾”）。委宛本《说郛》将草虫写作草螽，都是指蚱蜢。再观南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食用门”之“异味”，其中说“深广及溪峒人，不问鸟兽蛇虫，无不，其间异味，有好有丑”，所谓丑的“异味”便举出蝗虫和蝗虫卵来。看来“食蝗”风俗，岭南粤桂一带的历史是更为悠久的。
穷人的营养品
西方人“食蝗”历史更悠久。希罗多德最早观察到有土著夏天会专门去捕捉蝗虫，晒干，碾碎，泡在奶中饮用（iv 172）。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阿卡奈人》中，专有上门兜售禽鸟和蝗虫的小商贩，剧中人设问到底鸫鸟好吃还是蝗虫好吃，一小厮便理直气壮地说：当然是蝗虫好吃！当然这是反话，博君一粲而已。蝗虫在希腊人看来乃是穷人的营养品，中期喜剧作家中有个叫阿列克斯（Alexis）的，他曾描写过有人为了装穷，以谋得乐善好施之老妇的接济，便在家宴上摆出了蝗虫这道菜。西元后一二世纪间有一种《伊索传》，引叙传说中寓言作家伊索的话，谓穷人无食物，便以蝗虫为餐，有时捕捉来进行腌制，可售以善价。直至基督教时代，施洗者约翰所中意的食品，便是野蜂蜜与蝗虫。此外，蝗虫之为食物，也有医学功用，罗马时代之医家盖伦，早已注意到有医家将蝗虫列入药材，谓晒干之蝗虫配以胡椒粉，可治疗疝气。
然而，古希腊人使用的“蝗虫”一词有三四个不同写法，有时不像亚里士多德《动物志》里面的界定那么明确，似可兼指蝗虫、蟋蟀及蝉。阿列克斯残篇的英译本，便译成了蟋蟀。蛐蛐能吃？还是第一次听说。不过，亚里士多德对于知了的美味似乎深有体会，《动物志》（556 b）中言此虫未脱壳时味道最美。又言雄蝉本为佳肴，但交配后，雌蝉满怀白卵，味道更胜。
二十多年前，舅母家院中的大树下捕捉来的“知了猴子”，也因我们的嘴馋而下了油锅。饮道，千古一心；无论是食蝗还是食蝉，东海西海，总算也是“德不孤，必有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