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09年10月31日，由南方周末报社、兴业全球基金主办的“南方周末社会责任大讲堂上海站”在复旦大学召开。以下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薛求知讲话实录。
薛求知：很高兴能够跟南方周末第二次来承办社会大讲堂，我始终觉得南方周末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他不仅通过一些指标的设计来选出一些企业社会责任做的比较好的公司，同时他注重理念的推广和传播，这个大讲堂本身就是社会责任投资的推广、传播活动，作为思想的推进者，他们做了很好的工作。
我今天结合主题，做了一个准备，今天上午做背景的时候，我故意切换成绿颜色，因为我们通常讲到企业社会责任会跟环境，跟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所以切换成了绿色。
当我们谈到企业社会责任，有两个不能回避的问题：第一个是不同国家的公司在实行企业社会责任是否会存在差异？第二个问题是，统一家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实行企业社会责任是否存在差异？
我们一般来问，不管是研究者，还是企业的经理层，他会告诉我们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仔细辨识，发现这里面是有差异的。作为公众来讲，他们对这种差异性持一种怀疑和批评的态度，作为学者，我觉得这种差异本身存在着合理性的。作为领先的公司，他应该缩小这种差异。
首先我们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不同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差别。
企业社会责任实际上归根到底是一个道德的范畴，或者说是在广义文化的概念，本身与文化密切相连。由于文化背景不同，所以含义也会不同，即使是在发达国家，美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和瑞典的企业社会责任也有很大的差别，因为他们的参照体系有很大的差异。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标准是通过各国本身经济发展的阶段、历史、传统、文化特征密切相关的。
我们来看一下企业社会责任他实际上分层次的，一般的层次我们讲他是一个社会义务的概念；第二个层次是社会责任的概念；第三个层次是社会回应的概念，也就是说到高层次，企业有一种主动性，在基本层次。相对来说，企业是一种被动的态度，是不得不那么做。我们企业社会责任本身发展的三个阶段，或者说我们刚才讲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文化本身密切相连的，他的三个阶段本身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就是说我们当初处在社会义务阶段的时候，他来考虑实行企业社会责任肯定是对他的公司业绩有帮助的情况下，他来实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到企业社会责任这个层面，他是建立在法律和经济要求的基础上，当他到了社会回应这个层面，他更加采用社会的准则，来满足社会的需要来产生的概念。
实际上，有一些学者在做实证性的研究，通过各种各样的实证方法，他们得出了一些理论，比方说Richard T De George和Olivier De schutter研究认为，北美公司在承担社会责任时更强调战略，而欧洲公司更强调标准。国内学者金润圭研究认为北美跨国公司比较重视慈善捐赠，而欧洲跨国公司侧重环境保护，而日韩跨国公司则在安全生产上下了不少功夫。我做过考察，为什么美国的企业，或者是美国的个人，有比较多的税务，这可能跟他的制度设定有关系，还有是跟他的宗教信仰有关系，人死了一个是上天堂，一个是下地狱，《圣经》里有一句话：富人要上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言下之意就是你太胖了，所以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在世的时候，把钱财尽可能多的撒掉一些，这样可以瘦身，又可以穿过针眼，当然谁都希望上天堂，这样一种信仰，所以促使有钱人把钱捐给了社会，宗教文化因素实际上对捐赠活动起着重要的影响重要。
以英美公司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受历史发展和制度因素影响，特别是美国，它是一片拓荒者的土地，是一个由移民建设起来的国家，美国人敢于面对逆境、具有开拓精神、探索未知事物，最重要的是，美国国民原以为自己负责。而欧洲公司是欧洲大陆体系为代表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的模式，在欧洲大多数国家集体记忆当中，政治体系可能被草根民众在不同时期推翻。因此劳工利益社会民敏感性、稳定以及可持续发展成为最有限考虑的因素，在这种环境里，大众的利益居于个人利益之上，同样这些因素也营造了反对冒险的环境。 我们甚至会发现，即使是教会本身的资金来源，北美是靠教会自己募集的，在欧洲是政府拨款提供给教会日常的营运费用，从这里面可以看到，他对企业本身的所谓社会责任会产生很多重大的影响。
当然今天的这种差距实际上在缩小，但是也不可否认他们仍然存在，所以通过上述的研究，显现了北美公司和欧洲公司他们在企业社会责任上和地域上是有关系的。
我们做过研究，对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的公司的大环境做过分析，他们尽管是资本主义，或者是市场经济，但是他的经济模式，他的社会价值取向以及他们的管理风格都是有差异的。更加有趣的，因为我们现在讲到企业社会责任，他实际上讲到企业利益相关者。但是，在众多的企业利益相关者里面，各国的公司对利益相关者的排序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这里看到，美国公司排在第一位的是股东与管理者，第二是员工，第三是债权人，第四是供应商，第五是消费者及其他。德国大众的排名是员工、社会公众与国家，债权人和股东，日本是非银行关系股东、银行股东、员工及其他。由于我们讲的所谓的社会组织治理机制导致各个公司在作出价值判断的时候，他们对利益相关者的排序不同，就会表现在他们的社会责任当中，他对各个利益相关者所作出贡献的取舍上面是有差异的。
另外刚才谈到了文化价值取向上面也很有意思，美国、日本、阿拉伯等国家，美国排在前面的是自由信任，日本人强调的是归属，家庭的荣耀和集体精神，阿拉伯国家放在第一位的是家族的安全以及父母的意愿等，甚至我们看到它排到第七位的还有献身精神，这也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有人体炸弹，这其实跟献身精神是有关系的。
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对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跟其他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是不是有差异呢？其实是有差异的。学者得出结论，中国的CSR的9个纬度，与西方的CSR维度相比，中国的CSR即有相同的维度，也有独特的维度。在三个维度上面，中国企业特别重视，第一个就是提供就业，第二个是商业道德，第三个是社会稳定和进步，他把这三个责任是看成自己比较重要的社会责任，而相反西方比较重视“股东权益”。
上面实际上也反映了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所造成的烙印，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中国企业把提供就业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照例讲这个是政府的责任，不是企业的责任，很长时间，国有企业的重要职责就是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尽管现在中国就企业数来说国有企业已成为少数，但仍不少非国有企业首次传统的影响，把提供就业作为重要的社会责任。这一责任显然不会再西方企业得到普遍认同，西方企业追求的是效益，是否提供就业只是一个客观结果，断然不会是一种主观追求。
商业道德作为一个独立的维度提出，恰恰反衬了中国经济环境和交易环境较为混乱。
第三个是社会稳定和进步，这在西方国家是政治家的责任，但是在中国意识形态的教育和宣传下，把他归为社会责任，这可能跟中国人的如家文化有关。企业社会责任在我们起步教晚，目前尚未建立完备的概念体系，整个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较为笼统。我后来想到一个问题，你说他是历史的回复也好，或者说是一种警示也好，因为我们发现，实际上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国有企业比现在任何国家的企业都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过去有那么一句话，叫做企业把一个职工从出生一直到死亡的全过程都包下来了，因为你想，他必须办幼儿园，他就把企业职工的子女教育负责起来了，到死亡差不多就办到火葬场之类的，像在四川这些地方，有一些(军工)企业，他们非得做这个事，所以从所有的社会责任，包括生老病死，以及家庭各种各样的困难，社区的发展，社区商业的繁荣等等，实际上都是企业在做，你说这是一种进步还是落后？我们似乎很难评价，随着我们实行的转型经济以后，我们从计划经济转向计划经济以后，企业开始卸任了，把自己过去背负太多的社会责任抛给了政府和社会，今天我们要重新拾回一些责任放到企业的肩上来。
第二个问题，同一家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实行企业社会责任是否存在国别差异？这对很多跨国公司讲，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有一些研究，比方说DOH的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的社会表现更接近与当地公司。另外David分别研究了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在发展中国家、南非和巴西的履行情况，强调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存在社会差异性。Nike公司虽然在美国是一家信誉良好的上市公司，但其在发展中国家的雇员经常被迫超时加班，而无任何附加报酬。有关这个问题，Nike公司做了很多的辩解。一般公司认为不能用童工，这是一个基本的尝试，但是究竟什么是童工？不同国家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在印度尼西亚他们认为14岁以下是童工，而按照国际劳动组织的标准是16岁以下的是童工，如果在NIKE在印度尼西亚雇佣了15岁的青少年，他并没有违法印度尼西亚的法律，他没有违背社会法律，所以不应该受到指责，但是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他又是使用了童工。从另外方面讲，这些孩子来自穷苦的家庭，由于在Nike公司得到了工作，这使他们的生活得以改善，实际上提高了孩子本身和家庭的福利。但是社会舆论和绿色和平组织都会提出不同的见解。
还有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中国消费者起诉雀巢公司的案子，这个消费者是雀巢公司忠实的客户，因为他曾经在瑞典留过学，所以他对这家公司有非常良好的印象，当他孩子出生之后，他就选择了雀巢的奶粉，当服用了9个月之后，他用一次出公差的时间，在瑞士的市场上，他看到同样品牌的产品，他好奇的看了看，发现上面注明了该产品的原料是转基因的产品，但是同样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并没有写着转基因产品，由此他感到非常的愤怒。当然对转基因产品本身是否对婴儿造成不良影响，我们暂且不论，但是由于他对消费者对信息知晓权披露上面是双重的，就引起了消费者跟雀巢公司打官司，实际上，这说明雀巢同样的产品，在不同市场上的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跨国公司在全球经营有两个基本考虑点，一个是其“盈利性”，另一个是其“合法性。前一个点是作为公司以区别于其他组织的基本特征。后一点是他在每一个国家存在的合理前提。通常情况下，为了其子公司在东道国能站住脚，跨国公司首先要遵守东道国的法律，服从东道国的自主约束和政策规定，满足东道国社会准则的基本规定，在此基础上谋求长期利润的最大化。
但是由于东道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不一致，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也大相径庭，企业社会责任本身就是一个软约束，更何况要实现社会责任是有成本的，所以作为企业的跨国公司，就会倾向于把在东道国社会责任定位于向当地企业的普遍标准靠拢，这样就可以同时满足盈利性和合法性的双方指标，从这一点来讲，他是合理的。
假设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他所有的要素条件和他的约束条件都是无差异的化，实际上跨国公司就不会产生，跨国投资也不会产生。其实他们追求差异化，做到投入最小化和产出最大化，所以这样势必会出现统同一家公司在不同国家实行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地域特征，还有双重标准和多种标准。很多跨国公司出于制度压力，如政府法规、企业政策、制度的安排，而非战略压力管理企业的社会责任。
各国的法律所属的法系，所依据的法理的差异明显，各国的环境保护标准、食品安全标准，卫生或者是药物检验标准也不同，这必然会对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的社会责任履行的差异星带来直接的影响。况且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当地的企业实行企业社会责任会成为企业跨国性的标准。当然我们看到有一部分理智和成功的跨国公司，实行了全球企业社会责任的统一标准，也就是说你在发达国家实行的企业社会责任作为标准规范，公司在各东道国的履行的社会责任就高不就低，这给公司留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环境，最终增加企业的利润。
我们谈一个敏感的问题，就是跨国公司在华企业，他的社会责任相对于全球的标准是弱化了还是强化了，我们看到在06年3月份的时候，有70家在华的企业联合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北京宣言》，承诺企业将在法律、纳税、就业、员工权益、环保、社会公益等方面严格自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规范企业自身发展。从北京宣言的态度讲，他们要实现自己的典范。但是跨国公司一度，跨国公司在华被揭疑似违反企业社会责任事件时时有发生，比方刚才提到的雀巢奶粉，还有苏丹红等等。这些反映了一部分企业，在中国这类企业的社会责任有弱化的倾向。就我个人来看，其实它既没有强化也没有弱化，是一种正常的常态表现，只不过我们公众长期以来对跨国公司的期望很高，也就是这批历史悠久的公司，在管理非常规范的公司他们应该在中国市场上起到一个很好的典范作用，特别是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归给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会给予更高关注度，一旦有些偶然或者是必然的原因产生的差错，就会引起媒体或者是公众很大的反映，所以跨国公司在这个方面就会做的更加细致和谨慎。所以中国社会企业责任观念被导入，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倡导，中国整体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提高，跨国公司在华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有很正面的表现。
最后的结论大致上两点：第一企业社会责任内涵标准是同各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水平、历史传统密切相关的，因而会出现差异性。第二，在多数情况下，统一企业在不同国家履行的社会责任也有地域差异，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和企业，作出这样的选择是有其合理性，而实行高标准的社会责任的企业则会更倾向于消除这样的国别差异性。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