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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十年,不少土生葡人选择中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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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对话

回顾澳门回归的十年,有一个群体是我们一定不能忽略的,那就是澳门土生葡人群体。虽然他们自认葡人后裔,皈依葡式文化,根却是在澳门;他们没有华人的面孔,但都会说流利的粤语。欧安利是土生葡人的一员,是现任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行政会委员。更为特殊的是,他去年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是全国政协历史上第一位土生葡人委员。

1957年出生的欧安利,祖父是葡国人,妈妈是在澳门出生的中国人,他在澳门读完中学后赴葡国读书,1980年从里斯本大学法学院毕业,1982年开始在澳门从事法律工作。1984年欧安利进入澳门立法会工作,回归前,他连任5届澳门地区立法会议员,参加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及筹委会的工作,现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行政会委员。

在生活上,作为一名土生葡人,欧安利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讲述了土生葡人在回归后在澳门社会的生活体验,“我曾在心理上没有准备好去接受中国的文化。”2004年,欧安利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中国公民。虽然他当时有所顾虑,但现在也释然了:“回归十年来,对于我们葡裔人来说,我们的信教传统得到尊重,信教的权利得到绝对的保护。澳门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也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我们这些在澳门生根的人得到普遍的尊重。”

回顾十年

所有的挑战我们都战胜了

记者:请您谈一谈澳门回归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

欧安利:澳门回归十年来,澳门的居民做了很多工作,成功实现了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1997到1998年当时澳门的治安和经济都不是特别好,1999年澳门回归时我们感觉到是在面对一个挑战和一个严峻的考验。但现在回顾这十年,我们很乐观,因为所有的挑战我们都战胜了。回归后澳门经济的发展非常明显,政府财政收入和人均GDP都有很大的增长。在社会保障方面也有了提升,比如房屋、津贴、对老人家和失业人士的保障都增强了。

回归十年来,对于我们葡裔人来说,我们的信教传统得到尊重,信教的权利得到绝对的保护。澳门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也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我们这些在澳门生根的人得到普遍的尊重,中央领导人来到澳门时也很欣赏澳门的多元化发展。我们很自豪澳门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它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我要继续宣传澳门的文化。回归十年后,澳门社会和谐,澳门人也有信心落实一国两制的方针。在未来的日子,我们会更加努力,提高澳门在国际上的地位。

司法改革和行政改革

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

记者:回归后澳门立法会都做了哪些工作,效果怎样?

欧安利:回归后我们在行政、司法、政治体制方面都遇到了新的挑战。

在行政方面,回归前澳门是葡萄牙管理,有很多的葡萄牙籍公务人员在管理,回归后大部分葡萄牙籍公务员都走了,只留下许多本地的公务员,这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司法方面,我们也遇到很多挑战,1990到1999年十年过渡期,澳门立法会的任务是本地化法律和本地化公务员。澳门检察院和法院在1999年到2005年第一阶段时间里做了很多的工作,大案照审,小案的审理也体现了政府的能力。

在政治体制上,回归前葡萄牙政府管理的立法会跟现在的是有所区别的,回归后,我们澳门立法会29个议员不断学习,十年来在落实基本法23条和加强居民的权利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使得澳门居民的基本权利百分之百得到保证。例如我参加的一个立法是法律和法院运用提案,保障每一个居民在刑事案件的每个阶段,都有权力得到律师的陪同。我们各界都认同澳门的司法必须要改革,但这必须一步步来。在未来十年,司法改革和行政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

工作和生活经历

很开心有机会可以代表国家工作

记者:请谈谈您在澳门的工作和生活经历。

欧安利:我是1957年在澳门出生,当时澳门的学校比较少,土生葡人基本上选择在澳门读完小学中学就会去外国读书,我1974年到1980年在里斯本大学读法律,之后在葡萄牙工作了两年就回到澳门。当时有一半的土生葡人,包括许多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会计、建筑师会在外面读完书后回到澳门工作。1984年我进入澳门立法会工作,一直工作到1999年。我在回归前主要参加起草、咨询基本法及筹委会的工作。回归前澳门的法律基本是五个大法典,参照葡国法律来进行的,司法委员会的工作是做澳门法律本地化的工作,使之更加适应澳门本地的实际,我是司法委员会的成员之一。2005年至今,我担任澳门行政委员会的成员,在2008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记者:您从回归时一直参加筹委会的工作,回归以后在澳门本地立法和司法会工作,现在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上升到为国家服务的层面,您对此有什么感受吗?

欧安利: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很开心有机会可以代表国家工作,也因此和国内的许多朋友产生了密切的关系。国内有些政协委员对澳门有一些担心,我向他们介绍澳门的进步及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推行状况,从中我也对国内的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希望澳门在未来的发展上能多一点和他们配合,也希望可以更多地从内地引进人才,促进澳门经济的发展。

选择加入中国国籍

当时是有所顾虑的,但现在释然了

记者:您的家族中有中国人吗?

欧安利:我的祖母是中国人,祖父是葡国人,妈妈是在澳门出生的中国人,爸爸是土生葡国人。我兄弟姐妹七个人。一个在澳洲,一个在比利时,一个在意大利,两个在澳门,还有两个已经去世了。澳门的很多家庭都有这样的特色,一家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在我们的社群里面许多人去了巴西、葡萄牙、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因为澳门很小,许多人在葡国读完书之后就出去外面工作,这是一种自然选择。

记者:最近澳门有一部影片《奥戈》上映,它反映土生葡人群体在澳门回归前的抉择,您看过这个片子吗?您当时有没有经历过这种选择和举棋不定?

欧安利:我没有看过这部片子,但我讲讲我自己的经验。我的太太是中国人,但回归时我和我的太太没有这方面的矛盾,我们家没有分歧,基本上都同意留下来。

记者:您是澳门的土生葡人,在您的角度看来,回归前后,澳门的土生葡人的生活状况有怎样的变化?

欧安利:在澳门有许多土生葡人的社团,回归前,对是否要留下这些社团我们曾经有过讨论,最终决定留下。我参加的一个土生葡人的社团叫做仁慈堂,这个社团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它里面有老人院、托儿所和帮助盲人的机构。回归十年,这些社团的运作加强了,跟社会的融合也加强了,这也说明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在这十年间,更多澳门土生社群中的人融合到澳门社会里面,有不少土生的葡人选择了中国籍,成为澳门的一分子。

记者:选择加入中国籍的土生葡人的比例大约有多少?您对此有没有做过统计?

欧安利:我们没有统计选择中国籍的葡人的比例,但是有时候我去旅行,在从澳门出发的旅行团中大约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土生葡人。1999年我参加和通过一个法律,这个法律没有强制葡国人必须立即选择你的国籍,而是有一个过渡期,对过渡期也没有一个期限,你可以几十天甚至几年后才选择你的国籍。我是在2004年选择加入中国国籍,当时是有所顾虑的,但现在释然了。

文化认同

下次访问我希望可以用普通话

记者:当时您有什么顾虑?

欧安利:主要的顾虑是在文化认同上,当时我有很多朋友回了葡国,这也是一种心理影响。另一个顾虑是在家里,很多土生葡国人家里面爸爸是葡国人,妈妈是澳门人,比如一个家七个人可能会有三四个人想留下,三四个人想回葡国,这样就必须辩论和妥协,很多辩论和矛盾就由此产生了。澳门是我的根,但我在澳门一直按照葡国人的生活轨迹来生活。我从小读的是葡国学校,去葡国读书,接受葡国文化,后来回澳门工作,在政府的高层,葡语是官方语言。回归后我要接受一个文化上的转变,面对另外的更多融合和冲击,我自己心理上还没有准备好去接受中国的文化,这点很艰难,所以有很多顾虑。对经济、生活、工作的影响我倒是没有想过。

记者:那您觉得现在葡人下一代还存在文化融合的问题吗?

欧安利:未来这一代,文化融合的问题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下一代对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比如我的儿子就不存在选择文化的问题了,他们的文化融合得很好。我有两个儿子,一个26岁,一个24岁,大儿子在澳门做赛车管理的工作,经常出国和去上海,小儿子做投资银行,常驻英国。两个儿子在中学前一直是在澳门读葡国学校,后来一起去英国读书,之后又去北京学习普通话。

记者:那您的普通话说得怎么样?

欧安利:我是在2008年开始学习普通话,我的秘书一直在教我,断断续续一直在学,但因为害羞说得比较少。现在普通话我大部分听得懂,东北人、北方人的普通话听得懂。访问时我会尽量用普通话,下次访问我希望可以用普通话(回答)。

未来澳门

所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服务

记者:未来澳门应该如何发展?如何定位澳门的角色?

欧安利:澳门回归以来,中央政府加强了澳门在国际上的地位,澳门跟许多葡语国家建立了经贸合作关系。我相信澳门所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服务,澳门是一个服务城市,加强澳门的服务业角色是澳门多元化发展的方式。澳门虽然很小,人口也不多,但我相信澳门的发展前景很好,空间很大,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把握澳门的优势,使澳门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城市,提升澳门的影响力。

记者:在澳门未来的发展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欧安利:澳门要做好服务工作,必须有适当的人才,澳门和葡语国家的贸易需要很多了解法律和熟悉葡文的年轻人。所以在教育上,澳门必须跟国内的青年人保持更紧密的联系,必须培训和引进更多的专业人才,比如翻译人才、会计人才、法律人才,在法律方面既要熟悉澳门法律又要熟悉国内法律。举一个例子,很多巴西人想去国内投资,他们听不懂也不会写中文,很多人都是以澳门作为中介,如果能在澳门引进更多的贸易和翻译人才,就可以帮助这些巴西人达成他们去国内投资的愿望,澳门应当充当这样一个服务的角色。

南方日报记者戎明昌实习生洪虹发自澳门

■大三巴下土生葡人梦想成真:

葡式蛋挞香飘中国

在澳门没吃过葡式蛋挞就等于没去过澳门。

说是葡式蛋挞,但就连葡萄牙的本地人都没有想到澳门会成为“葡式蛋挞”的发源地。

“葡萄牙的蛋挞太甜了,澳门人会感到很腻,吃不惯的。”玛嘉烈蛋挞店创办人玛嘉烈告诉记者,现在的葡式蛋挞都是经过改良,才成为享誉世界的经典美食。

澳门味的西饼:一只蛋挞酥皮至少11层

玛嘉烈蛋挞店位于南湾马统领围,是澳门最出名的葡式蛋挞店之一。玛嘉烈正是澳门葡式蛋挞鼻祖———英国人安德鲁的前妻。两人结婚初期在澳督府大厨的指点下,研制出澳门葡式蛋挞款待客人,受到广泛赞誉后,于1989年在路环创办了安德鲁蛋挞店。后来,因为各种问题,安德鲁与玛嘉烈离婚,各自开设蛋挞专门店,而安德鲁已于2007年去世。

“刚开始创办的时候心里没有多大底气,一是这是西饼,澳门人未必爱吃;二是担心口味不行,加上位于一条窄巷子中,怕做不出名堂。”玛嘉烈说,所以从开店之初就特别注重来料和品质,不仅希望“维持生计”,还有个心愿,就是要打出澳门的品牌出来,让“澳门人也有自己的西饼”。

玛嘉烈虽然有葡萄牙人的血统,但却是在澳门土生土长,与众多的土生葡人一样,玛嘉烈和她的兄弟都更愿意把自己称为“澳门人”。

于是,玛嘉烈蛋挞店的所有面粉都是从欧洲进口保证品质的平稳,而且绝不偷工减料。“做一只葡挞有10多道工序,一道都不能少;至于面粉要搓多少次,粉皮要叠多少层,都有讲究。”玛嘉烈的兄长说,所以玛嘉烈出炉的蛋挞酥皮最少可以数出11层,入口松化。

由于口味更“本土”,品质有保证,因此玛嘉烈蛋挞一举成名。“但澳门的市场毕竟还是少了,必须要通过市场推广,才能让世界都知道‘澳门葡式蛋挞’。”

特区政府帮助推广,连肯德基也买下配方引入至全中国

“回归前内地客人不到5%,其他的主要是台湾、东南亚的客人。由于背后的市场并不是太大,所以生意额也不是做得太大。”玛嘉烈说,澳门回归初期的两三年,内地客人已经上升到20%左右;开放“自由行”后,比重增加到35%;如今已经不仅内地客人过半,就连肯德基也买下玛嘉烈蛋挞配方,把葡式蛋挞引进中国,还特派华南、香港、澳门地区部门人员到玛嘉烈“学习”。

“葡式蛋挞”被人喜爱是意料之中的,因为有独特配方以及土生葡人在澳门社会中具有的独特优势;但那么受欢迎却是玛嘉烈和安德鲁始料不及的,当中主要有特区政府的支持。

由于有特区政府的一揽子推介计划,很多人都知道要吃正宗“葡式蛋挞”,就要认准玛嘉烈、安德鲁店。所以,葡式蛋挞市场做得越来越大。目前,除了路环的安德鲁店,玛嘉烈蛋挞店在澳门有两家,在香港也有分店。

从早上6时半营业到晚上8时,玛嘉烈蛋挞店总是被慕名而至的人流塞满。“以前是3个人吃一只,慢慢地就是2个人吃一只,1个人吃三只,这两年则是成打成打地买走。”

在玛嘉烈兄妹看来,没有中央政府对澳门这个“平台”的重视,没有特区政府对这个品牌的关心,那么她的蛋挞也不会有机会飘香至全中国,甚至海外市场。

“澳门是我们的家。”玛嘉烈的兄长说,作为新一代土生葡人,他们全家对澳门的感情越来越深,因为特区政府确实做了很多。他们还要把普通话学得更好些,不仅为了生意,还要一方面为澳门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另一方面让澳门的文化得到传承。南方日报记者谢苗枫林亚茗发自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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