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立忍在台湾电影界早已是知名人物。他师承杨德昌，在超过三十部电影中演出，2001年执导的第一部短片《两个夏天》就获得金马奖最佳短片、台北电影节首奖，并入围法国克莱蒙费宏国际竞赛单元。涉猎电影行业各个领域的戴立忍，在编剧、剪接、演员、导演各个方面都获得肯定，而自编自导的第一部剧情长片《不能没有你》更是成为第四十六届金马奖最大赢家。
在金马奖颁奖典礼后的第二天，戴立忍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专访。
台湾电影的“边缘中央化”
时代周报：你进入台湾电影业已二十年，这段时间内台湾电影大多处于低谷时期，你的记忆中是怎样的状况？
戴立忍：我举一个例子吧，我们从小就看武打片。到了这个行业有机会去表演的时候特别希望能有武打片，可是这二十年来没有武打片，事实上更早前也没有。我印象当中最后一部武打片是王童导演的《策马入林》，一直到今年才第一次有我参与的武打片《剑雨江湖》，虽然是一个小角色，但我已经很满足了。整体市场的萎缩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是没有办法多元化的一种循环。有个影评人说过这样的话：“台湾这二十年来是边缘中央化”。所谓“边缘中央化”其实就是说电影有很多种类型，有些种类的电影就是商业片，收益特别高；有些类型的电影的目的并不是追求利益而是追求艺术、探索形式或者其他什么，后者这种原本比较边缘的影片在台湾却成为几乎是唯一的类型了。
时代周报：“边缘中央化”的恶果是什么？
戴立忍：台湾的观众对台湾电影失去了信心，他们看不懂这些导演的作品。大概是5年前就是送票给他看，他都不来。最惨是在2003年我拍完《台北晚九朝五》后，台湾没有一部电影进行拍摄。有6个月的时间是零拍摄，没有一部电影开拍说明什么？
时代周报：那你记忆中台湾电影业最佳状况是在什么时候？
戴立忍：最好的是在去年和今年。《海角七号》之后，台湾观众愿意进电影院看台湾电影了。
时代周报：杨德昌是你的恩师。在侯孝贤、杨德昌、李安和蔡明亮同处创作巅峰期的时候，台湾电影曾创造出一个高峰，那个时候的状况杨德昌老师有和你讲过吗？
戴立忍：我们听说在他们之前的台湾电影行当，只要是有人要拍摄什么，投资方一定会带着现金来。那个时候的状况，大陆电影比较少，香港邵氏还没有兴起，东南亚又没有电影产出。所以当时台湾几乎是亚洲地区最大的中心。我们的前辈，包括朱延平导演一次可以同时拍两三部。一上映时就可以提着皮箱、麻袋去装钱，怎么拍观众都会很喜欢。
时代周报：也就是说那时候台湾的商业电影是很强的，那么实验电影和艺术电影呢？
戴立忍：几乎没有，26年前所谓“台湾新电影”的出现是正好卡在节点上，那个时候观众厌倦了传统的电影，把希望投入到“台湾新电影”上。其实太多人对于台湾电影很不自信，所以候孝贤导演获得威尼斯奖的时候大家就说这是台湾的骄傲，所以台湾电影一下子从商业片转向现在这种片子，希望和重心也就投放到这些上面。
时代周报：你也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电影行业的，当时很多台湾学电影的人都觉得侯导他们的这种电影才是电影，所以台湾电影很长一段时间低迷的原因也源于此吧？
戴立忍：像《不能没有你》这样的电影是很重要的，但却无法取代商业电影，大家都朝这个方向走，过了三四年再回过头来会发现主流观众已经不见了，那时候能依赖的是什么？像介于我和候导演之间这个时期的导演就喜欢追随候导的风格，可是风格不是能追随的，全世界只会有一个侯孝贤，可这种追随的电影太多太多，也就造成了现在台湾电影的样貌。想走侯孝贤的冷静、木头脸的叙事方式，他们又没有办法做到那个份上。
需要“百老汇”，也需要“外百老汇”
时代周报：台湾电影在这种“畸形”情况下低迷了许久，但依旧在坚持。
戴立忍：你会说坚持，我会说只能这样。从1998年到2000年，我们有一批年轻的导演就想要找回观众。当时流行一个想法，拍得奖片不难，难的是拍一部台湾的卖座的电影。得奖对我们来说不是挑战，观众才是我们的挑战。所以大概在2000年前开始会有很不一样的方式在试图冲撞，比如《双瞳》，这是一个当时台湾市场预算最高的、试图用好莱坞商业思维去做的电影。
时代周报：侯孝贤导演对我说现在的台湾电影人都憋着劲想赚钱，如此集体的倾向会不会让台湾电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戴立忍：这是一个值得担忧的事情。现在大陆的电影业在急速兴起，但同时大家都要把持住不要被冲昏了头，市场扩张是好事，但一味地顺应会很快疲乏掉的。香港那么多“烂片”也才出了个王家卫、许鞍华。当然，如果没有那些所谓的“烂片”，也就不会有好的导演，台湾也是这样。
时代周报：你眼中最佳的电影产业状况是什么？
戴立忍：有时候我觉得美国百老汇发展得那么久，算是有了一个比较健康的循环。我们都知道它中间一块是百老汇，外一点就是外百老汇，再外一点就是外外百老汇。百老汇很商业，外百老汇则实验，外外百老汇也有着自己的特点。台湾电影二十年来根本没有“百老汇”，没有了百老汇的情况下仅有的一点点外百老汇也会萎缩，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去探索或作新的尝试。相同情况发生在三五年前韩国片的发展，他们虽然有“百老汇”、但没有“外百老汇”的支撑，它的题材就会慢慢地同质，让观众感到疲倦。这两者都不是理想的情况，现在大陆电影市场内需提升，我也会留意这些情况。一定要有主要的商业大片，可是你外围有各种不同类型的题材来尝试探索，无论大片小片也好这样才有循环，否则一味只有中间一块，那观众也会疲倦。
时代周报：就你的观察，台湾现在的主流电影人希望进入“百老汇”的意愿有多强烈？
戴立忍：你看《海角七号》就知道有多强烈了，你看《不能没有你》这么硬的题材都还想和商业搭上边你就知道有多强烈了。就算资金不够，大家都还想去找出一些商业化的手法。
请注重电影本质
时代周报：你说过想做主流市场、做商业片，但你也一直强调电影的本质。
戴立忍：所谓商业片就是拍出来卖钱的，观众愿意看到的电影难道只有市场上好莱坞经验整理出来的吗？我觉得这不适合中华文化，香港是曾经的东方好莱坞，这是一个好事吗？未必见得，好的东西尤其是在21世纪来说，创意是很重要的。我自己也在思考，什么东西适合大陆，什么东西适合台湾。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必须思考电影到底是什么？其实电影就是故事的沟通、故事的分享，一种情绪的分享，是一种经验的传承和见证。这些元素显然在不同的文化中的定义和表现都不一样。适合中国市场的到底是什么，有的人或许触碰到了，但还不那么扎实。我也不敢说太理解这些。在《不能没有你》里放入了商业元素的同时，我也放入了“电影是什么”这样的思考。它会包含过去三十年来台湾对电影的影响，有那么一点影子。
时代周报：杨德昌老师给你的影响是什么？
戴立忍：我上了杨德昌老师2年的课。他上课的方式就是聊天，每次都是问我们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从最感兴趣的地方开始聊，到了下课时候他会用自己的方法来叙说对这事的看法。他给我的最大影响是如何从生活中提炼出一种创作形态和思维，学会用这种方式来思考、组织整理一些事情。这对创作是非常重要的。《不能没有你》就是对一个新闻事件的呈现而已。
时代周报：你觉得金马奖在台湾观众中的认同感还是很高吗？
戴立忍：我认为认同感还是很高的，毕竟金马奖在台湾还是有公信力的。你看去年的《投名状》和《色戒》都有很好的反响，所以金马奖对我们来说是比较有认同感的。
时代周报：金马奖已经46年了，你认为它最重要的存在意义是什么？
戴立忍：金马影展最早是给蒋介石祝寿用的，所以前期的政治色彩比较浓厚。大概十年前金马奖的操作就已经非常独立了，不容易被政治影响，像这几年只要政治想要进来干预，反弹就会比较大。电影就是电影，不应该当作你帽子上的一朵花。十多年来金马奖都是台湾电影人一个精神殿堂，我们也希望台湾电影能更自由地创作，创作不受干预的话就要保住金马奖。也许每一年的电影倾向不同，观众和评审对待电影的审视也会不同，会受到质疑批判。但至少它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这是我们非常珍惜的。
实习生单雄、刘元鑫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