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
随着经济的良好成长，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必然随之增强。近几年来那种鄙薄传统文化的浮躁日渐消退，正是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1990年我曾应一家杂志社之邀，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贞下起元》，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经历了20世纪的严厉批判，已经走过低谷，开始面临一个新的发展。不仅如此，有识之士也开始思考中国文化对现代社会以至当今世界所能提供的贡献。费老（费孝通）晚年写了《孔林片思》，提出我们的时代需要孔子，青年中应多一些懂得孔子的人。我读了以后感到很兴奋。以下我就这个话题谈几点意见、几点想法。
费老的文章和讲话，使我想起了梁漱溟先生，梁先生是20世纪中国要当孔子的第一人。1949年梁先生撰成《中国文化要义》，这部书写了十四章，所要回答的，也正是类似费老提出的问题，即如此广土众民，偌大民族融合，如此历史久长，这样的一个中国文化到底是由于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和原因使得如此？梁先生最后的结论是：这是由于中国文化中理性的力量使然，是由于中国文化中理性早早地就成熟了。梁先生讲的“理性”很特别，他将理性与理智加以区别，他讲的理性是一种平静通达的心理。我前一段写了一篇文章讲梁先生，其中提到，我以为梁先生的所谓理性，用中国古语来说，其实还是一个“仁”的意思，若用西方学术术语来比附，可以说很近于欧洲现代社会学家哈贝玛斯说的“交往理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西方社会思想呼唤的交往理性在中国几千年前已开启发展，所以梁先生说中国文化“理性早启，文化早熟”，认为这两点导致出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并由此留给我们这一份巨大宝贵的家业。
从这里我想可以回应费老提出的问题，就是说，中国文化由梁先生所发掘的那个根源，不仅是中国文化几千年得以发展至今的缘由，也是我们可以贡献给今天世界的一份资源。中国文化可为21世纪人类提供些什么？从费老讲的，我首先想到的是一个“和”字。“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观念。概括说来，“和”的体现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天与人。如天人合一，主张宇宙或自然与人的和谐一体。第二个层次是国与国。国家之间要修好和睦，和平共处，国家之间讲究以“礼”来调节，而“礼之用，和为贵”。第三个层次是人与人。人际关系要和美谐调，相互理解，平等相待。第四个层次是个体的心理和精神生活，追求一种平和、和乐、中和的境界。从儒家思想的传统来看，“和”并不是一团和气的调和，儒家的理解是，“和”为用，“仁”为体。就是说，“和”的后面还有一个道德基础，那就是“仁”，好像梁先生讲的那样，这个“仁”可以作为人类共同观念的一个道德基础。“仁”与“和”的这种关系可以表达为“以仁为体，以和为用”。这样一种文化—实践的结构与西方、印度都不同。如基督教也讲“爱人如己”，但必须以对上帝的信仰为前提，不接受这个前提他就不能容忍，所以在“用”的方面，基督教对异教排斥性很强，要毁灭一切异教的祭坛，从中世纪的十字军到现代帝国主义，都可以看到它缺乏“和”的精神，只有强加于人的精神。所以西方文化无法做到“以仁为体，以和为用”。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也是如此，浮士德精神对自然采取强力剥削的态度，以这种精神无法导出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与观念。而中国古人讲“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从仁出发，亦可肯定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圆满和谐。“和而不同”的模式对各种不同文化有相当宽厚的容忍性。当然，西方文化有其优长，这里都不必说了，我们只是说现代与未来。所以，归结起来，中国文化在观念和价值上对21世纪人类所能提供的有意义的东西，我以为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以仁为体，以和为用”。
（陈来，著有《古代宗教与伦理》、《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等作品。本文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