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名单，又是两位美国人，与中国经济学家还是无缘。那么，号称很强大的中国经济学界究竟有几个一流的经济学家？这不得不引起大家的思考。
其实，早在2005年10月26日，《中国青年报》就登载了美国哈佛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的一篇文章。丁学良认为，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这句话在当时一下子引起了中国经济学界的轩然大波，把丁学良推到了备受争议的处境。此后，先后有《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等著名新闻报刊的记者采访丁学良，追问他中国到底是哪几个经济学家符合他的要求，而丁学良对此则选择了避而不答。
后来，在丁学良再次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说的“不超过”5个的确是比较客观和宽容的说法，并不苛刻，也不是信口开河。他认为，从国际视角看，如何评价一个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和他所作出的贡献，比社会科学中对其他学科专家评价的争议要少得多。稍微懂些专业的人都知道，只要去看一看国际上经济学界那些最主要的刊物，在过去10年或15年间，有多少文章来自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那么，他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说“不超过5个”是比较客观和宽容的评价的真实意思所在。
记得有位在海外定居，在华人中研究计量经济学最好的老学者曾感慨地说过，中国国内很多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的水平之糟，甚至还比不上他所在大学经济系一年级博士生的水平。此话虽然有些偏激，但却侧面反映出国内经济学家存在的问题所在。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学在过去的27年里是显学，资源很多，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很容易得到各种资源，很容易参与决策，也很容易出名、发财和当官。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学科，只要有上述这样优越的条件，就一定会对各种各样的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所以，这就令许多人为了不同的目的扎堆到经济学研究领域，都想成为经济学家，同时，也都以“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的名义讲话、做事和捞钱。这种现象已经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令众多的人都感到无法忍受，正如丁学良本人所言，“我不过是把他们想说的话说出来而已。其实，海外的很多学者早就说过类似的话，只不过是没有在主流媒体上说而已。”
笔者认为，姑且不论丁学良的话是否有失偏颇，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话揭示了中国经济学界的现状。针对中国究竟有哪5个一流的经济学家这个问题，笔者思考、观察了两三年，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大致轮廓。在笔者看来，目前最值得推崇的国内经济学家有吴敬琏、茅于轼、郎咸平、许小年和陈志武。曾经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一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英年早逝了，而其它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经济学家有一部分也早已移居海外。事实上，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悲哀的事，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现状，令众多国民多年来只能将“中国的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一种很难实现的梦想。
事实上，一个经济学家不仅应是勤勉的“资料收集者”，一个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具有同情心的“理解者”，是一位高尚的“解释者”，他还更应是一个明智的“建议者”和真诚的“社会影响者”，这才是一个经济学家或一名社会学者应当扮演的几种角色。正如马克斯·韦伯断言：“在行动领域里，学术并不是完全无用的。事实上，学者可以提醒一个将要行动的人，看看自己的计划是否周全，根据他所拥有的资源，看看是否可以保证计划的成功，或是否存在行为后果可能会产生不良影响。”说白了，真正的经济学家应具有人间情怀，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共知识分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积极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从而增进社会的福利和进步。
美国联邦大法官犹太人波斯纳在其极具批判性的专著中曾指出，那些将学术作品转化成普通教育或社会公众能理解的形式，将会有利于知识的普及。的确，无论是萨缪尔森的《中间道路经济学》，还是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无论是加里·贝克尔《生活中的经济学》，还是2008年诺奖得主克鲁格曼的作品，他们都具有“自我大众化”的功能和启迪大众的效果，通过对各种现实问题的专业化经济分析，让任何一个普通人受到震撼并去思考一些本来熟视无睹和理所当然的问题，从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
对此，马克斯·韦伯指出，社会是一个充满各种利益和诱惑的“大染缸”，是一个各种利益相互博弈的复杂地域，政策背后站着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着各种利益的人和集团，这种现状必定会产生各式各样的价值冲突。
真正的经济学家，按苏格拉底的说法，应是质疑和挑战流行观点，是价值和德行的最高表现形式。反观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大部分都是政治家而非经济学家在起主导作用，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还处于经济学的蹒跚学步阶段，他们很少有独立的见解，且尚未彻底摆脱中国文人做谋臣策士的附庸地位。
因此，笔者断言，中国需要一流的经济学家，也需要从诺奖得主那里借鉴经济学的真谛。我们必须让经济学活起来，必须深入思考究竟是什么东西开发了犹太人的经济学天赋，若此，中国经济学才真正有希望，真正能早日与“诺贝尔奖”接轨。 （13Ｏ1）■贺雄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