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一些事情是可以通过理性和逻辑推演辨别出是非曲直的，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真理越辩越明”，但还有一些事情是永远都辩不明的。■陈季冰专栏
最近一个月以来一直在悉心研读法国历史学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的著作，从《论美国的民主》上下两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12月第1版，2004年3月北京第3次印刷）到《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1992年8月第1版，1997年2月北京第3次印刷）。
托克维尔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的德操和教养使他对底层弱势民众充满同情，但对自由权利的热爱又令他坚决反对暴力革命；他痛恨特权，赞成民主，为此还曾拒绝继承贵族头衔，但又对“一切平等”的民主社会抱有根深蒂固的疑惧。他自己曾公开说过：“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托克维尔《社会平等与真挚自由》，巴黎，1977年，21页，这里转引自商务翻译版《旧制度与大革命》“序言”第4页）鉴于我个人的精神气质，我觉得托克维尔特别容易打动我。
世界上有一些事情是可以通过理性和逻辑推演辨别出是非曲直的，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真理越辩越明”，但还有一些事情是永远都辩不明的。比如说，在欣赏女性美时，我以丰满为美，而你以骨感为美，很难说我和你的审美尺度究竟哪个更“正确”，于是只能“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如果我们面对所有这类尺度不明的事物，都能各取所需、相安无事的话，社会将会很完美。实际上，在有些问题上，社会经常强制性地以某一种尺度为“标准尺度”。不用说，你应该明白，我指的是所谓“价值”问题。而在所有对立的价值中，我认为最具根本性的一对矛盾是“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矛盾。
几个礼拜之前，我遇到一位青年经济学者，我们一同参加了一个商业方面的论坛。有一位演讲者在他的主题发言中大谈特谈所谓“总部经济”和“楼宇经济”，我和这位经济学者都很反感演讲者的观点，但我们反对的理由却十分不一样。
我的观点是，“总部经济”也好，“楼宇经济”也好，它只能是香港、上海、北京等少数特大型城市的特例，不具有任何普遍性。近年来媒体过分鼓吹“一幢商务楼创造的ＧＤＰ和税收超过一个县”之类情形，很有可能引导一些国内城市错误地将资源投入到不可能产生实际效益的好大喜功的建设项目上去。我们已经看到，全国各地有多少城市——有些甚至是人口不足百万的地级市——在它们的“十一五规划”中提出要建设国际或地区性经济、金融中心？假如在西方民主国家，这也没什么太值得担忧的，因为一个城市的政府即使想要搞这样的“空中楼阁”和“面子工程”，它也没有能力去实施。但在中国情况就截然不同了，至今为止各种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仍然掌握在各级政府手里，而且又缺乏完善的监督。我相信，只要当地政府敢于下决心，不要说像郑州、武汉这样的省会城市，就连南阳或襄樊都有能力建设一个小号的陆家嘴。最后的结局自然是非但耽误了大好的经济发展机遇，还劳民伤财，留下无数后遗症。
我的这位青年经济学者朋友比我更激烈地反对舆论对“总部经济”和“楼宇经济”的宣传，他反对的主要原因是：它们是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一种剥削。他正确地指出，目前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和国内大型企业将他们的总部建在或迁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沿海发达城市。这些“总部”仅是一个行政管理机构，最多附带市场营销和研发功能，在“总部”办公的人员往往也只有几十人，而它们的庞大的生产基地（往往有成千上万名雇员）却设在了内地欠发达省份。这些公司的利润实际上是在这些欠发达地区实现的，并且还消耗了当地的资源、污染了当地的环境，但它们上缴税收中的大部分却被总部所在的发达省份拿走了。因此，在他看来，“总部经济”是一种贫困省份对富裕省份的逆向补贴。为了消除这个巨大的“不公正”，他主张国家应制定政策，要么规定（至少应鼓励）这些公司将总部与最大的生产工厂设在一起，要么分开利润核算，以使大部分税收留在生产企业所在的那些贫困省份。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与我的这位朋友发生了尖锐的观点冲突。我认为，他提出的问题应该说是正确而深刻的，但他的解决方案却大错特错，一旦实行将贻害无穷。实际上，跨国公司之所以来中国投资，无非是因为中国有其他国家没有的廉价劳动力和巨大市场这两大优势。而跨国公司之所以要将总部设在上海，而将生产基地设在安徽，原因也正是在于两地具有的不同比较优势：上海能够提供迅捷的市场信息、优秀的管理和技术人才，以及良好的金融服务，安徽则能够提供众多的廉价劳动力。跨国公司本身并不在意它的税收缴在上海还是安徽，因为它只关心缴出的税收总额。但如果我们的政策规定它必须把中国总部设在安徽，那就会降低它总部的运营效率，它可能不得不在上海再设立一个“办事处”；如果我们规定它的利润必须分层次计算，那就会增加它内部结算和管理的成本，它可能不得不将它在中国各地的所有工厂都升格为拥有独立财务资格的“分公司”。总之，无论采取两种措施中的哪一种，都会增加它在中国的经营成本。反过来说，也就是降低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