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晓波
霍英东一代人的财富敛聚，大多历经惊险，因而，其进退往往
慎独有序，眼光敏锐而在于长远。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对中国沿海实施严密封锁，在它的主导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内地物资空前短缺。香港作为比邻内地的唯一自由港，尽管受到英国政府的严厉监控，但仍然是一条最可能的渠道。
余绳武、刘蜀永在《二十世纪的香港》一书中记录道：“朝鲜战争给予香港人一个机会，就是暗中供应中国内地急需的物资，有些人就因走私而起家，今天可以跻身于上流社会之中。”这些人中，最出名的是霍英东。
与绝大多数东南亚华商一样，霍英东出身贫寒。幸运的是他13岁的时候被送进了当时香港英国政府开办的第一家公立学校。在那里，他受到了全英式的教育。他的创业史也是从最底层开始的，他当过铲煤工、机场苦力、地下机车司机，稍有了一点积蓄以后，办起了一家名叫“有如”的杂货店。他赚到的第一桶金便与倒卖有关：抗战胜利后，政府拍卖战时剩余物资，霍英东借了100元参加投标，拍中一套1.8万元的机器，一转手就赚了2.2万元。从此，他的人生就与贸易联结在了一起。
霍英东崭露头角正是在朝鲜战争时期。为了打破美国人的封锁，中国政府在香港和澳门分别设立了贸易机构香港华润公司和澳门南光公司，它们采购铁皮、橡胶、药品等物资，然后由香港的民间商人转运到内地。据霍回忆：“我们几乎晚晚开工，没有一天停止过。白天要联络、落货，晚上开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为了避开缉查人员的骚扰，每次装船都必须在一个小时内完成，就像打仗一样。”
在接下来的近3年时间里，霍英东不仅承担了在港澳和内地间运输军用物资的主要任务，还组织了精密的侦察队伍，监控港英当局缉私艇的动向。他的船队每天半夜都从英国海军的军舰旁悄悄绕过，驶向公海。而为了摆脱当局的监视，他甚至一天之内换了三个不同的地点，作为整个运输系统的“指挥部”。每运一船货，霍英东大约可以得到相当于货值20%的运费。
当年有众多东南亚华商，或因为爱国或出于谋利，都积极地从事过向中国内地偷运物资的活动。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段战火情义，这些商人与中国政府结下了深厚感情，为日后的商业往来奠下了基石。
霍英东的这段经历在很长时间里都是秘密，港英当局对此进行过长期的调查，霍英东本人则守口如瓶。一直到1995年，他才对自己的传记作者冷夏第一次亲口委婉承认，不过他始终认为：“我没有偷运军火。”
1950年代后期，香港步入繁荣期，人口急剧膨胀，商业超级发达，房市、股市枝繁叶茂，老一辈的港九巨商，其起家大多与两市有关。霍英东是最早入楼市的商人之一，他是第一个编印“售楼说明书”的地产商，也是“卖楼花”—分期付款的发明者，正是有了这种销售方式，房地产才变成了一个普通大众都可以参与的投资行业。在这个迅猛成长起来的大市场里，霍英东纵横驰骋，出入从容，成为盛极一时的“楼市大王”。据称，极盛之时，港九70%的住宅房建设与霍家有关。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大小港商如过江之鲫涌入内地，其中又可见霍英东的身影。他在广州盖了建国后的第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此外，他还大力投资于慈善和体育事业。
霍英东一代人的财富敛聚，大多历经惊险，为时代左右，受时间煎熬，如火中取栗。因而，其进退往往慎独有序，眼光敏锐而在于长远，其一生所从事的行业，往往只有一两项而已。及到晚年，桑梓情结日重，便把大量精力和大笔金钱投注于家乡的建设。
2006年11月，83岁的霍英东在北京去世，遗下289亿港元的资产，他的官方职务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他是所有香港商人中获得最高政治地位的人，也可能是中国内地知名度最高的香港商人之一，并非因为财富之巨，而是因为他对国家的热爱与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