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勇将知识分子作为绘画主题，而且，知识分子是作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出现在此的。不过，这并不表明管勇沾染了目前流行的反智主义趣味，恰恰相反，管勇的知识分子情结，恰好通过这种知识分子批判，以及他所特有的批判方式昭然若揭：他是以知识分子的方式来批判知识分子。通常，主要有两种对知识分子进行批判的方式：一种是对知识分子大肆嘲弄，将知识分子看作是虚伪恶习的主要化身，这是反智主义的嘲讽。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一方面借助于口头和言词将自己标榜为一种具有特殊价值的独立人群，另一方面他们在世俗实践中却同这种标榜完全相反，知识分子就此奠定了自己的虚伪形象。就此，嘲笑和戏弄知识分子，在今天再次构成了一个时髦的潮流。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对知识分子的指责：知识分子本身并没有权力，但他们甘于充当某种权贵的代言人，他借助于他的独立形象神话，借助于他的特殊身份，将既有的权力体制和权力阶层合法化，他通过这样的代言方式，依附于权力阶层和体制，从而实质上变成了权力体制的化身，并成为权贵阶层的帮凶――这是一大批依附性知识分子的通病。虚伪和依附，这确实是知识分子的疾病，也正是人们指责知识分子最多的地方。
不过，管勇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同这两种方式都有所区别。管勇不是一般性地去指责知识分子的通病，他力图表明知识分子的现实，更主要的是，这种知识分子现实扎根于一种特有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中，准确地说，扎根于毛时代的知识分子历史中――管勇将今天的知识分子形象同毛时代的知识分子形象紧密地联系起来。就此，管勇的知识分子批判就具有一种特殊性和历史性：这是对具体知识分子的具体批判，这种批判就是要找出批判对象的历史根源。这就从根本上回避了人们对于知识分子的普遍性指责。现在的问题是，管勇到底塑造了怎样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具体化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什么意义上获得了他的评价？而这种形象又具有怎样的历史依托？就此，管勇的工作是双重意义上的：他既要针对知识分子的现在状态，也要揭示这种状态的历史起源。
在管勇的画面上，这些知识分子都表现了巨大的不适感：没有一个人处在惬意状态，所有的人都不放松，都缺乏笑意，都缺乏满足感，都没有冲动。不过，他们似乎也并不焦虑，并不被焦虑所引发的躁动所吞噬；他们也不是痛苦，并没有因为痛苦的剧烈性而引发某种悲剧感――但是，他们确实是不适，这种不适感不是反过来激发他们的愤慨，焦虑和冲动，而是让他们更加不适――他们将不适作为一种常态接受了下来，他们已经适应了这种不适感，不适变成了他们的日常性的一部分――他们并没有表达出强烈的意志要驱散这种不适。这样的结果就是：他们的面孔上写满了忧郁。这是由不适感引发的忧郁――忧郁和焦虑的最大不同是，忧郁认可这种不适感，而焦虑试图同不适感进行对抗，试图摆脱不适感，而越是试图摆脱这种不适感，越是难以摆脱，就越是焦虑。忧郁却并没有摆脱不适感的意图――它接受了这种不适感，结果就是，这种不适感越来越甚，这种不适感越来越伸向他的深处，这最终形成了他的忧郁。管勇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的忧郁者：不适感对不适感的反复叠加。画面的深灰色背景让这种忧郁加剧了，这是忧郁的布景。忧郁者，自我吞噬自己的忧郁。因此他也是沉默者，这种忧郁所一向具有的沉默反过来使画面也变得沉默无声。忧郁者引发了忧郁的画面。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沉默的画面，加剧了这种忧郁本身。画面和画中的人物，通过双重的沉默，使忧郁显身：忧郁从整个画面的巨大沉默中脱颖而出。这种内心的忧郁和画面的沉默彼此强化，以至于所有的激情都被掏空了：没有外向的冲动，只有沉默的忧郁在默默地自我咀嚼。
这些知识分子受到了忧郁的折磨，呈现出疲乏无力的状态――忧郁让人免于抗争和奋发。伴随着忧郁的，是巨大的无助感，这些知识分子的面孔被忧郁的黑洞所吞没而变得空洞乏味。面孔因此失去了表情，忧郁犹如体内的蛔虫，它的噬咬，让人变得呆滞、死板和僵化，他们通常垂头丧气，目中无神，疏于行动。因此，毫不奇怪，这些知识分子常常是独自一人，置身于一间封闭的房间里――这个房间有时候还有一个硕大的窗户。这其中，有一张画意味深长：一个正处在写作状态中的知识分子扭过头来，似乎在努力分辨窗外的动静。
他在倾听什么？他的窗外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在打搅他的写作和思考？在打破自己封闭空间内的沉默？窗内和窗外完全是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他在沉默中倾听窗外的躁动、活力、喧哗和丰富性。这，恰好是这个时代强烈而尖锐的征兆。封闭空间中的知识分子，同外部的喧哗世界之间横亘着一堵墙。就此，管勇画面的背后，隐含着巨大的争执：沉默空间和喧哗时代的争执，知识分子的忧郁和当下民众的急躁的争执，书本和现实的争执，以及画面内部红色和黑色的争执――这所有的忧郁者都身着黑衣和黑鞋，为什么是黑色？黑色浓重，沉寂，安静，具有死亡的气息，黑色加剧了这种忧郁的窒息感――它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丰富性、躁动、活力和生机完全对立起来。黑色是负担，是套在知识分子身上的重负，他为这种黑色负担所累，黑色是夜晚和沉睡中的疾病，是忧郁者的颜色――但我们恰恰在这种沉睡的黑色深处，在这些黑色服装中，在黑色的忧郁中，听到了时代的沸腾喧嚣。窗外的喧嚣，使寂静的黑色更加漆黑和寂静。反过来，室内的寂静，使室外更加喧嚣和沸腾。与此同时，令人注目的还有那些黑色发型，这些发式如此之僵化，如此之格式化，如此之物化，以至于它们看上去既是发型也像帽子――它们是帽子和发型的双重意指。帽子和发型一旦覆盖于头脑上面，就具有一种明显的冲突性：帽子是头脑的禁锢，是思想的禁锢，帽子天生和发型以及这种发型所自然意指的大脑存在着冲突。发型和帽子的二位一体，这是管勇作品中令人印象最深的地方。这显然暗示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他们都曾经为帽子所累，曾经被一顶帽子所压垮，这个帽子，是他们的重负，是他们的精神创伤，帽子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具有一种讽刺的丰富性。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帽子还是一种指认的标志，他不仅仅在形象上意味着头脑受到了压制这一事实，而且在政治上还意味着思想的反动这一身份认同――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这两种表意都意味着自由思考的丧失。最后，管勇还将黑色衣服和红色围巾相对立，在此，红色并没有挑动起内心的激情，相反，对于这个时代而言，这些围巾显得不合时宜，这些围巾是酸腐的象征，它既表明知识分子同现时代的完全错位，同时也如同那种似是而非的帽子一样，它是历史的线索暗示：这些知识分子来源于过去，但是有点讽刺性的是，他并没有从过去中走出来。过去的耻辱(黑帽子)和荣光(红围巾)还纠缠着他。一个知识分子，将过去的围巾还戴在自己的脖子上，将过去的帽子还戴在自己的头顶上，这也许就是巨大的不适感的来源。时代在飞快地摆脱它的前史，但知识分子并没有摆脱它的前史，窗外的喧嚣让他偏安一隅――这是不是忧郁的根源？
毛的时代，知识分子被阶级化了，他们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就是他们的天生黑帽。邓的时代，知识分子重新被划归为工人阶级――黑帽被摘除了，取而代之的是肯定的欢乐的红色围巾(红领巾)。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彻底根除这两种对知识分子的历史想像，他们一直是附属于阶级进而是臣服于意识形态的。他们从未给自己锻造过一个独立的批判性传统，从未给自己锻造出主体性。如今，社会阶层的政治认同感崩溃了，知识分子找不到自己的政治认同：他还是在毛时代或者邓时代中两边摇摆。一旦无法获取阶层认同，他就无所适从，他变得茫然了。他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们既不可能像葛兰西式的“有机知识分子”那样，能够和大众相结合并领导大众；也不能像曼海姆那样的“自由漂移”的知识分子那样，不同任何阶层合谋但又能对社会作出独立的批判。现在，管勇画面中的知识分子，其形象还是经典性的：拿起钢笔，摊开书桌，翻开书本。然而所有这些都是徒劳的：空洞的眼神和思考的无望，表明他们失去了阐释时代的能力。管勇有一张画非常特殊，这是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集体寓言――有一批聚集起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漫无头绪地争论，夸张的手势，急切的面孔，呆板的目光，每个人面前都有一本书，每个人都在书本中去翻阅答案。他们在书本中苦苦寻觅，但，好像并没有确切的答案。对于他们来说，离开书本就完全不会说话了，他们想像不到，这个时代已经将一切书本甩在身后了，自然地，也将这些依赖于书本，依赖于制度，依赖于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甩在身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