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钟 良珠海报道
在内地读书，拿香港大学的学位。UIC毕业生李扬即将赴港，领取香港浸会大学学士学位。
2005年11月，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简称UIC）获教育部特批，作为首家也是目前唯一的中国内地与香港高等教育界合作创办的大学，落户珠海，开始对首批主要从“三本线”招收的270名学生进行全英文式教学（目前已面向26个省份“一本线”招生）。4年后，其中244名毕业生拿到属于“一本线”的香港浸会大学的学位。
“UIC的意义不在于课程内容按照香港浸会大学进行设置，更重要的是开创了国家高教办学新模式。”
UIC采用“教授治校”以及委员会的管理模式，接受香港浸会大学的核定和监督；香港浸会大学按照香港标准对UIC的教学和管理实行全面监督和定期评估；学生合格毕业时获颁国际认可的香港浸会大学学士学位和国家教育部电子注册的UIC毕业证书。
26日，UIC常务副校长郭少棠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该校目前采用香港浸会大学课程，各方面都与国际接轨，另外该校采用“教授治校”以及委员会的管理模式，“摸着石头过河”，走出了一条新路。
香港教育的战略性机遇
《21世纪》：在10月香港特首曾荫权《施政报告》里，提出香港接下来要重点发展教育产业，目标是巩固香港的区域教育枢纽地位。目前香港和内地在教育合作中依旧步伐缓慢，主要阻碍是什么？
郭少棠：过去20多年，香港对内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制造业）方面，港企（人）北上。其次表现在流行文化方面，比如电影、服装广告等。由于教育通常是保守的，牵涉到的利益太多，所以在这方面一直没有发挥香港本该发挥的作用。
早在1979年，由时任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费孝通牵头，香港中文大学在中山大学对内地的社会学者就进行过特别培训。这可算作两地在教育方面首次合作。但是后来一直没有大突破。
原因有很多。政府层面，香港特区政府没有把发挥教育优势、给中国提供人才（培训）作为发展战略来重视。香港是自由经济，政府不会有太多组织性作用，但是政府应该将此作为一个议题去引导大家。现在应该讨论的不仅是香港区域教育枢纽地位，而是香港教育在整个国家发展中应该发挥什么影响力，对整个中国人才培养有何贡献。
早期香港企业家在经济方面影响了内地，很多企业家做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可是经济和政治、文化基本分开，在教育方面没有影响香港特区政府的思维方式。
其次，在过去的经济北上过程中，企（商）业的人力资源发展，没有系统规划，也一直没和教育很好结合起来。
同时由于香港的教育主要是和欧美接轨，高校也没和内地高校交流互动的动力。举例来说，在十几年前，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如果想在内地高校做交流，只能去十几个高校——别的没被中文大学承认的高校就不给教授批假。
现在内地对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的需求甚殷，但本港院校依旧难以在内地独立办学。目前只有《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对中外合作办学进行了规范，但未有境外机构独立办学的法例。
而且在合作办学中，依旧有很多的政策壁垒限制。两地的教育政策基于价值观及制度，也涉及“一国两制”，很多方面需要突破。
《21世纪》：在国家未来教育发展中，香港能发挥什么作用？
郭少棠：香港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内地高等教育目前遇到了发展瓶颈，如管理体制，高考改革，教科书、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改革等都举步维艰。所以南方科技大学要朱清时教授去尝试“教授治校”，进行体制方面的改革，可是很难。而这些问题，香港早就解决了。
如果香港在服务内地教育方面，多花时间进行战略性部署，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就会更好。
“体制方面的一个突破口”
《21世纪》：UIC培养硕士、博士，需要教育部批吗？
郭少棠：2009年起开设硕士以上课程及博士后研究项目的“联合研究中心”已经启动，由香港浸会大学和UIC两校共同推选的理事会管理。培养的学生也是拿香港浸会大学的学位，是两个导师（一个来自香港浸会大学，一个来自UIC）联合培养。学生在UIC接受培训，用的是浸会大学的课程。
由于拿的是香港的学位，所以相对比较简单。如果UIC自己办这样的学位，申请的路就很长了。我觉得现在没必要申请自己的学位。因为我们和境外的大学学位在内地、香港及国际范围均获认可。
《21世纪》：UIC经过4年的发展，已经出炉了第一批毕业生。面对国内应试教育的环境，UIC遇到过什么困难？如何解决？
郭少棠：首届招生很匆忙，同时在一个中文教育语境下推行英文教育，是否能成功也是外界一直关注的问题。还有一个难题就是创新教育理念的推行。
另外，在UIC刚创立的时候，由于土地等都需要我们自己出钱，我们用1.5个亿建成了这个大学，其中硬件就用了1.2个亿，没有从政府手里拿钱。
我们在民政部注册的是“民办非企业”，不是一般的事业单位，所以我们办学还要交税。
《21世纪》：有哪些经验可供两地高教合作借鉴？
郭少棠：要说经验，可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视察UIC时所说的那句话来概括：“UIC走出了把国外的教育体制和中国文化国情结合起来的办学新路。这条路既有国内高等教育没有的国外教学体制，又有国外教学体制没有的中国文化。”
UIC就是内地高教体制方面的一个突破口，4年时间证明这个实验是成功的。
教育部特批，就是参照《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我们可以有试验的政策空间。这是我们和西安交大利物浦国际大学以及宁波诺丁汉大学最大的区别，他们完全要按照条例办学，我们的空间要大一些。
目前内地中外合作办学的先例，只有在苏州的西安交大利物浦国际大学以及在宁波的宁波诺丁汉大学。但他们都是外方把课程带过来，授课为主，管理还是中方的管理。
UIC就是中国内地高教体制方面的一个突破口，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新特区”。内地的高校实行党委领导制，而UIC的管理体制、教授治校、办学理念、学科设计等是完全按照香港的教育体制来办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