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旭
一战爆发时，正好有一名叫朱斌侯的中国人在法国航空学校学习。在浓烈火药味的刺激下，1915年9月毕业的朱斌侯报名参加了法国志愿军，被编入外籍兵团，成为一名飞行员。
1916年7月10日，朱斌侯驾机升空，首战便击落一架德军“福克”型战斗机。8月24日的战斗中，一架法机被3架德机围攻，朱斌侯奋不顾身冲入敌群，救出战友，并俘虏（迫降）一架德军飞机。9月12日空战中，朱斌侯一炮将德军第三航空队司令官埃瓦尔德·冯·梅冷蒂击落。这可是一名德国王牌。不久，他又迫降一架德机。1917年2月间，朱斌侯执行对德军阵地进行空中侦察任务，返航时遭6架德军飞机围攻，他以高超的飞行技术与敌机周旋，最后突出重围，在飞机两翼都被击伤，操纵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迫降成功。他还击落过一枚德军侦察气球——可惜不是一架飞机。以后，朱斌侯因健康原因调离飞行团，再也没有机会斩获第5架敌机，终于因半步之遥，无缘王牌。朱斌侯在法军外籍兵团航空队任战斗机飞行员一年零一个月，法军司令部对他的评价是：“勇敢、机敏、忠诚”，“精力充沛，英勇善战”，“在军事飞行队中屡建战功”，“其事迹登入官报，通报全军，并给予奖励”。
中国是宣布参加“一战”，但却从未派出一兵一卒到欧洲的国家。中国根本没有航空工业，也没有资格进行欧洲列强那样豪华的空中战斗。朱斌侯的个人行为，无意中成了当时中国国际处境的形象写照。
这也是中国在漫长而艰苦的抗日战争中，没有多少享誉世界的空战王牌的原因。
抗战时期的中国也有这样一面旗帜，飘扬在那时中国的天空上。
1937年10月，日军对南京的持续空袭达到高潮。屡遭重创的中国空军已无力遏制日机的行动。嚣张的日本飞行员，投完炸弹竟然在南京上空玩起飞行特技，炫耀武力。中国空军第4大队24中队中队长刘粹刚目睹此景，怒发冲冠，驾驶单机杀入敌阵。日机大惧，时而闪避，继而围堵。在数万市民翘首瞩望中，刘粹刚左冲右突，双枪响处，一架日机应声落地，余皆溃逃。
10月12日午后，日机15架再犯南京，中国空军7机迎敌。刘粹刚一马当先，上来就截住了一架日机。正要开火，一架日机从侧翼直冲而来。刘粹刚一个反转，把机头对向偷袭的日机，一道火光划过，敌机凌空开花。这个动作是如此的潇洒、利落，以致于报章齐声喝彩：“中国红武士”勇不可挡！
开战两个月，刘粹刚已击落日机11架。日本航空队号称“四大天王”之一的加藤建夫上尉被击毙后，在他的遗物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回忆在太湖上空与刘粹刚2401号机遭遇战时，他驾驶术特别熟练而狡猾，射击也准确，他是赵云式的勇士。”
刘粹刚是被誉为“江南大地之钢盔”的“四大金刚”之一，他和他的战友曾经极大地鼓舞了血战中的人民。当他和他的战友相继战死，中国国民政府曾经在武汉举行公祭大会。
在“公祭空军烈士”时，蒋介石亲自主祭，他与夫人的挽联是：“武汉踞天下之中，歼敌太空，百万军民仰战绩；滂沱飞同袍之泪，丧我良士，九霄风雨招英魂。”中共中央和第18集团军代表周恩来、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董必武、叶剑英等人为此次空战的死难英雄也送了一幅挽联：“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有四百兆同胞辛勤奋斗，胜利可期。”
1938年4月29日，是日本“天长节”即天皇生日，日军调来第二海军航空队的48架飞机，想以一次对武汉的空袭庆祝他们的“国庆”。中国空军第4大队在苏联志愿航空队的配合下起飞迎战。这一天，有21架日机在武汉上空被炸成了“礼花”。
曾在南京大空战中毁伤敌机5架，最后迫降长江的空军少尉陈天民，此战首开纪录，先干掉日机一架，但随即被另一架敌机击中。4月4日在侦察台儿庄返航途中遭遇日机，他将敌机撞落后跳伞。现在，他不想跳伞了。他也想在这一天，给日本天皇送去中国空军的“礼物”。受伤的飞机吼叫着扑向一架日本战斗机，天空中响起一声巨大的爆炸。
被陈天民撞死的日本人叫高宪一。不久，陈天民的妹妹在中国报纸上写文章悼念哥哥，谴责日军。碰巧的是，高宪一的妻子也在日本写文章哀悼亡夫。当时的香港《读者文摘》将她们的文章同时刊载，并介绍她们通信联系，一时轰动世界。
中国空军一名叫阎海文的飞行员，在轰炸上海虹口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时，被地面炮火击中，跳伞落入敌阵。日军步兵喊着：“支那飞行士投降”，端着“三八”枪步步逼近。阎海文立即拔出佩枪连毙日军数人，当左轮手枪还剩一颗子弹时，大呼“中国无被俘空军”，饮弹自尽。
日军白川大将后来召集全体海军陆战队训话时说：“过去日俄战争时，大和民族勇敢不怕死的精神安在？现在已被阎海文夺去了，这值得我们敬佩！”遂厚葬阎海文，并在上海大场为他立了一块石碑，上书“支那空军勇士之墓”。1937年9月13日，大阪《每日新闻》还刊载了阎海文壮烈成仁的长篇报道。
当时的中国空军飞行员能够展现给世界的，只有无比的英勇与壮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