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焘
电光书影MOVIE ON THE BOOK
栏语/
好电影是用光影写就的诗歌，或浪漫，或激昂，或阴郁，引人沉浸其中，洗涤心灵，体味百态人生；好书就像脑海中自导自拍的电影，读一文则可游目骋怀、纵览古今、横观中外。电光书影，是电影与文学的恋爱周记。
作者简介/
宋焘，1980年生人，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供职于山东某报社，嗜好淘旧书、看电影、写闲文。
《风声》是谍战版的《肖申克的救赎》。
主流的中国电影一直处在一个“学习”的状态，即便扛大旗的张艺谋也不免搅入潮流之中。只不过他不屑于纠缠细枝末节，他要的是屠龙之技。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知识者真诚而又“偏执”地沉浸在思想解放之中，意识形态的稍一松懈便使形而上的探求遍地开花。电影人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拿奖，特别是国际性的大奖。
要玩赢游戏就要遵守游戏规则，所以当时的张艺谋也要学着克隆欧洲艺术电影的路数。聪明的他找到了《红高粱》，张扬着“人性”为西方人撕开了神秘东方的一角，这其中既有厚积薄发也有妥协迎合。从这个意义上说，《红高粱》在柏林斩获金熊奖既是由于他在影像上的天分也是因为“学习”的成功。虽然电影不走好莱坞商业片的模式，但记忆里电影院人头攒动的观众津津乐道的却是高粱地里的肉帛相见。这说明大众对电影自有其定位，对普通观众来说花钱找乐儿才是王道。只不过对当时都沉浸在得偿所望中的各方来说，“商业模式”还是个太过模糊的术语。
直到《活着》出现，张艺谋的电影达到了自身无以复加的深度。但是《活着》有它的社会背景，它的震撼力源于人们对某个云谲波诡的时代的体认，源于余华的泣血叙述，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按着这条路走下去最好的结果可能就是叫好不叫座，于是他开始着手转型，在《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直到《幸福时光》等扭扭捏捏的坚持之后，《英雄》出现了。《英雄》走的是好莱坞商业片模式，大制作、大明星、大宣传，抛开了欧洲艺术电影式的矜持，先把你忽悠进电影院再说。张艺谋的转变其实很明显，以前是他的电影制造明星——巩俐、章子怡都搭他的顺风车走向世界；现在是明星制造他的电影——《三枪拍案惊奇》甚至扯进了当红的小沈阳和闫妮。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物。欧洲艺术电影、好莱坞商业电影并不是多么伟大，它们只是处在了电影历史链条的前无古人这个时间点上，它们的成功自然产生了一种模式效应，后来在这个方向上电影人往往很难逃出其笼罩。张艺谋利用了这些模式但骨子里放不下身段。《英雄》在极尽影像之能事的同时还不忘讲一个让人云里雾里的故事；赚钱的间隙还要拍个深沉的《千里走单骑》来玩票。结果就是叫座不叫好。
《风声》没有矜持，它使出了浑身解数要和人耗到底。原著小说的重点是说情报人员如何完成了一个传递信息的任务，《风声》则是个猜谜游戏，影片的主体全是谜面，把人深深地缠住，让人饥渴，结局把谜底一股脑地倒干净，让你情不自禁重新审视每一个细节，恍然大悟之中让人感叹——怎么都是“扣”？
《风声》“学习”好莱坞电影的成功正在于此。一是它简直就是经典的《非常嫌疑犯》和《斗阵俱乐部》的中国通俗版，这种已经类型化的制造悬疑的模式是《风声》精彩的关键。二是成功的商业片“不养闲人”，好莱坞的商业电影砍去了一切烦琐的时光，即便故事的时间跨度再长，电影都只把最精彩的时刻留给观众，每一个细节都有用武之地。《风声》是就坡下驴，正好利用了“5天”这个关键点，将剧情集中在一个紧凑的时空之中，针针见血。
经典的好莱坞电影也学习，但拍电影不是考试，电影人不能在其中迷失了自己。上次就说到昆汀·塔伦蒂诺是个狂热的B级片爱好者，他的影像极具Ozploitation化。Ozploitation就是澳大利亚的B级片，影响不大，最著名的如拍摄于1979年的《疯狂的麦克斯》，捧红了梅尔·吉布森。这部电影有两个经典的情节，一个是梅尔·吉布森开车超过他的仇人，然后在远处转过头来急速冲向这群匪帮，把他们撞了个血肉模糊，这个情节被塔伦蒂诺夸张地演绎之后放到了《金刚不坏》之中，现在的观众以为这是神来之笔，其实是影碟上的知识；另一个是梅尔·吉布森在抓到仇人之后，把他的腿拷到一辆撞翻的汽车上，并给了他一把锯子，汽车快要爆炸，要么被炸死要么迅速锯断自己的腿，不错，这就是已经拍了6集的《电锯惊魂》的开头。这些借鉴都使影片锦上添花。《风声》也借鉴，但有自己的风格。
《风声》是有源之水，本在中国，其特色就是对“语言”的依仗。好莱坞的传统是“演”故事，我们更喜欢“说”故事。好莱坞电影的特点之一是注重剧情和动作，即便在成功的悬疑片中，推动剧情的也往往是严密的逻辑推理，凭借事件串联起整个故事，这和我们的思维方式并不相同。冯小刚的喜剧片固然精彩，但南过长江之后就有些让人摸不着门道，因为他抖的包袱用吴侬软语不好理解，这是特点也是难关。《风声》没有语言的难题，反而利用了这种传统的长处。在推进剧情之中，对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甚至于吴志国最终传出的情报也是利用了地方戏曲的奇怪唱腔。这与好莱坞电影注重对白的煽情不一样，《风声》中的对白甚至多少替代了传统意义上的剧情。
《风声》的导演陈国富和高群书，前者的影像风格凌厉，后者的叙事张弛有度，在保持风格的基础上，他们“有心无心”地借鉴了好莱坞悬疑电影的经典模式。《风声》作为一个过于复杂的谜语，肯定存在漏洞，吴志国在解密时说的每一句话都在刻意地解释细节。回味一下你会发现，这些解释有时候不是在弥补剧情，而是在前瞻性地回答观众在观影后的“较真儿”。甚至于包括结尾处周迅的自白，也是为了理顺一种逻辑：按顾晓梦的出身和年纪来说，她不可能受过专业的情报人员训练，她的阅历更难让她从容地应对如此复杂的情况。“自白”则赋予了顾晓梦一种“信仰”，“信仰”这一因素的加入使一切戏剧化有了被接受的可能。所以表面上看这个谜语最后的抒情来得很突兀，而“民族大义”却正使顾晓梦的选择脱去神话的色彩，从而理顺了整个剧情。如果不是导演和编剧站在观众的立场上思考，很难让人相信电影结局会生出这一枝节。
无保留的支持原因在于，《风声》真把观众当回事儿，用心地走商业片这条路，这样的成功慢慢累计可能会将大量观众拉回宽银幕之前。有了受众基础，电影人才敢从容地尝试，电影才可能真有个电影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