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松
上个世纪的拉丁美洲，除了涌现过一批“爆炸文学”的优秀作家如马尔克斯、卡彭铁尔、富恩特斯、略萨等，还出过一批臭名昭著的军事独裁者，如庇隆、杜瓦利埃、皮诺切特、特鲁希略等。这两类人似乎构成了20世纪拉美文化的两个极端。很多著名拉美作家都不可避免地涉猎独裁这个题材。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搁笔20年后重新出手，目光对准多米尼加的那位著名独裁者特鲁希略，于2003年写出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公羊的节日》，尤其显得意味深长。
小说是从一个名字开始的。乌拉尼娅。她是特鲁希略“大元帅”手下重臣、极其忠诚的追随者阿古斯丁·卡布拉尔的女儿。小说的时间从她重返多米尼加那一刻开始，也从那时倒转。乌拉尼娅已不再是35年前的那个漂亮少女，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恨那么厌恶她的已经是个废人的父亲了。但是她的怒火从未熄灭过，就像内心深处的痛与沮丧从未消解过一样。
35年前她侥幸逃离即将剧烈动荡的多米尼加，现在则试图在早已面目全非的祖国首都找到某种让灵魂恢复安宁的可能。她见到了那些仍旧生活在灾难后的困境中的亲戚们，并且告诉了他们自己出走的真相。在小说最后一章，她说出了那个令她痛苦终生的事件：失宠的父亲在绝望中将女儿拱手献给了元首特鲁希略，而关键时刻忽然阳痿的特鲁希略恼羞成怒地用手指强奸了还是处女的乌拉尼娅。当然，最后她似乎在亲情中找到了那种安顿灵魂的可能——就在她决心一定要给那位临别时紧紧拥抱她的外甥女写回信的时候。
小说的另一条线索是刺杀特鲁希略事件的整个过程。特鲁希略“被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惊醒”，这已经是他人生的最后时段了。尽管他向来就有惊人的恢复体力的特质，可是这一次，他知道自己已不大可能恢复那代表男人的东西的活力了。随后出现的就是那几位军官正在异常焦虑地等待着伏击特鲁希略的场景。这段时间，似乎是整部小说中最为漫长的时段。萨尔瓦多、阿玛迪多、安东尼奥·英贝特、加西亚·盖莱罗……他们艰难地等待着特鲁希略的那辆雪佛兰专车出现。
刺杀行动成功了。与整个期待过程相比，这成功显得太过容易。随后死亡时刻不断降临。参与刺杀行动的人多数成了牺牲品，被同谋的那些高层人士出卖了。最为出人意料的是，这次事件的最大受益者，不是别人，正是那位被特鲁希略称为“垃圾”的傀儡总统兼诗人——华金·巴拉格尔。事实证明，他才是整个特鲁希略时代最聪明、城府最深的政治家。在短暂的流亡生活之后，这个特鲁希略阵营中的骨干分子，这个曾令特鲁希略惊讶不已的没有任何恶习、没有罗曼史也没有丑闻的怪人，成为多米尼加民选总统，并在联合国发表了多米尼加民主时代开始的宣言。他总共当了7任总统，活到96岁。某种意义上，他在后人眼中仍旧是一个独裁者，其标志性名言是“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
对拉美国家的人民，独裁者的时代似乎早已一去不复返。在多米尼加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人们甚至开始津津乐道特鲁希略时代的没有外债和不错的福利。只关注眼前现实利益的人们，似乎总有令人瞠目的健忘与天真。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独裁的时代，总归是由独裁者与其盲从的人民共同创造出来的。或许正是这样一种古怪得有些自相矛盾的现象，促使略萨拿起笔来，用小说重新构建出特鲁希略独裁时代惊心动魄的历史情境。
当然略萨并非只想让人通过重温历史反省那种造就独裁现象的环境温床，他更关注的是人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的遭遇，与被逐渐扭曲的那种悲剧性。他对这种题材的把控能力是惊人的。从整体气质上讲，《公羊的节日》既让人联想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力量感，也让人感觉到20世纪小说大师福克纳的复杂多变。自始至终，无论在结构布局上还是节奏把握上，略萨都展现出炉火纯青的功力与技艺，几乎没有任何芜杂之笔，整部小说在不断的层层剥开、闪回推进中保持着足够强度的张力。
《公羊的节日》在结构上可以比作一个洋葱头，从外到内一层层包裹着，也一层层展开着。而时间又是按不同线索被有意错位布置的，顺叙中多有倒叙，倒叙中仍藏着倒叙。为此略萨大量运用闪回的手法，让不同时段里的场景与事件自然地重叠交错在同一个叙事空间里，产生了特别的纷繁错综的效果。或许是为了凸显历史现场感以及结构的严密性，作者给人的感觉是全知全能的，但与19世纪的那种全知全能最明显的不同在于，略萨更像一个无形无影的幽灵，徘徊在特鲁希略时代的很多瞬间里，体验着、观察着种种事件以及人的内心世界。这种幽灵般的叙述感觉，给整部小说带来某种神秘意味。在它的衬托下，最有悲剧意味的，就是不同性格的人物在那样一个特别的历史情境中始终无法摆脱的命运，无论是独裁者、将军、部长们，还是个人英雄主义者们，以及那些与他们密切相关的人们，最终都与其所身处的时代一起破碎，化作了历史的尘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