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晨
“中国能从阿根廷学到的，就是‘不要学阿根廷’。”早前在接受CBN采访时，阿根廷中央银行董事奥图罗·奥康奈尔（Arturo O’Connell）曾这样说过。
如果说此番言论多少可以视为谦虚，不必当真，但阿根廷在战后进入现代化发展的60余年来的经验教训，却值得认真梳理。
战后的阿根廷可谓是不同“主义”的试验场。阿根廷曾是发展主义的故乡，该学派强调与西方国家“脱钩”，“庇隆主义”就是发展主义在实践中的形式，强调独立进行工业现代化替代进口。阿根廷也曾号称新自由主义的“橱窗”，骄傲的阿根廷人曾在那一波改革中自称“南方的富人”。
不过，无论是在号称“独立”的庇隆主义时期，还是以开放著称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阿根廷都吞下了过于对外依赖的后果。前者是实体经济对外资外债过于依赖，导致1982年债务危机；后者是金融部门对美元过于依赖，导致2001年金融危机。两次危机都导致阿根廷人的财富大量缩水，人均GDP损失超过三分之二。
在各种主义间的徘徊，或许，也是由于处于“依附地位”别无选择，阿根廷一次又一次错失发展良机。1950年，阿根廷的富裕程度大体与意大利、奥地利、澳大利亚等当时的中等发达国家相当，高于德国和日本；然而，现在的阿根廷被这些国家远远甩在后面。
进入新世纪后，历经多次经济危机的阿根廷人选择了“实用主义”：“基什内尔模式”实际上就是融合了庇隆主义、“拉美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不同理念，在实践中行得通的发展模式。在当前的金融经济危机中，该模式正在经受考验。
庇隆主义
阿根廷战后前半期的发展，与一个人的思想密切相关：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上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的一批专家，摒弃了西方发展学框架，在总结拉美国家早期“进口替代”工业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拉美特色的国家发展主义理论。
普雷维什认为，英美等国与拉美属于“中心—外围”的关系，提出拉美国家要摆脱被剥削的“依附”地位，必须推行“进口替代”的内向工业化发展战略。开始由普通工业消费品进口替代过渡到耐用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进口替代，最后实现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进口替代，逐渐形成类似于发达国家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最终实现经济完全独立发展。
阿根廷战后的庇隆政府可以说基本奉行了普雷维什的发展主义思想。庇隆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制定了经济计划，直接投资经营国有企业，建立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市场价格、利率、汇率等均由国家严格规定。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实行民族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并对外汇兑换进行严格管制。
在实行这一系列初期，阿根廷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到了上世纪70年代，阿根廷建立了一套国家工业体系，包括汽车、造船、飞机等。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幅改善，上世纪70年代末，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
不过，这种发展也存有隐忧。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阿根廷工业遇到了诸如企业效益低下、本地市场饱和、质次价高的产品缺乏国际市场竞争力等困难，许多中小企业困难重重，失业增加，国有企业负债累累，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到70年代，阿根廷实行“举外债促发展”的战略，当时国际上低水平的利率也促使了阿根廷的大举借债，导致整个70年代阿根廷通胀率不断升高。更糟糕的是，随着国际利率水平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升，阿根廷的债务危机开始酝酿。
新自由主义改革
1982年是阿根廷的多事之秋。从墨西哥肇始的债务危机很快蔓延到整个拉美，冲垮了本已脆弱的阿根廷经济。而马岛战争及其失败则进一步加重了国家负担，同时驱散了外资。整个８０年代，经济衰退伴随着阿根廷，GDP年均下降0.9%，人均GDP从1980年的约7500美元降至1989年的约2500美元。到1989年，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令人咋舌的3000%。
对于恢复经济，拉美经济学家一筹莫展，新自由主义则“乘虚而入”。1985年，美国以解决拉美债务危机为由，提出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贝克计划”，要求拉美国家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现价格自由化等。
与此同时，阿根廷内部也有人对此响应。“芝加哥学派”——曾赴芝加哥大学深造的一批阿根廷学生逐渐成为该国经济精英。其中，正义党党首梅内姆是代表人物。他上台后，阿根廷全面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改革措施包括贸易自由化、私有化、金融自由化等。而当时阿根廷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大势也使得改革顺理成章。
虽然新自由主义现在在阿根廷饱受诟病，但改革初期确实曾取得了一定成效。整个90年代，年均GDP增长4%，恶性通货膨胀得到初步控制。而且，由于比索实行“美元化”，即以1：1汇率绑定美元，阿根廷人得以大量出国旅游购物，生活水平至少表面上得到改善。
然而，新自由主义改革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私有化导致失业问题严重，收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十分严重，民族企业陷入困境，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发展被严重忽视等。更重要的是，经济与货币政策主权事实上完全交给美国。
基什内尔模式
对于阿根廷爆发2001年金融危机的原因，学术界争议较大。一种观点认为，阿根廷金融危机是梅内姆政府和德拉鲁阿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必然后果；另一种观点认为，2001年危机纯属国内政策不当导致。
不过不能否认的是，阿根廷危机的根源与新自由主义政策密切相关。阿根廷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实施了大刀阔斧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几乎都出售完毕，使外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致在2001年危机中由于找不到可作抵押的国有资产而难以向国外金融机构贷款；由于大幅度降低贸易壁垒和市场开放，使大批民族企业倒闭，一些城市的失业率高达15％～20％；国家在社会职能上缺位，引发社会动荡，严重干扰政府应对危机的举措；金融自由化使阿根廷的金融机构大多被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导致阿根廷在世纪之交的短短几年内突然面临国际游资的大进大出，加速了金融崩溃；更关键的是，实施货币局制度，阿根廷中央银行降格为“美联储阿根廷分行”，本币比索成为“换了头像的美元”，货币政策丧失独立性。在危机时，阿根廷政府时只有财政手段，没有货币手段，“独臂”自然难以“擎天”。
2002年以来，正义党左派基什内尔执政。以其上台为起点，阿根廷进行了针对新自由主义的“再改革”。“再改革”摒弃了新自由主义，不过继续实行温和的自由市场经济；强调从发展主义中吸取经验的同时，抛弃举债发展的模式；强调建立“生产型经济模式”，采用各种措施鼓励国家工业，否定了对外资和金融业的过于依赖，同时并不回到进口替代道路上，而是在替代进口的同时鼓励出口；在浮动汇率制基础上根据阿根廷出口和进口需要“适度干预汇市”；大力发展公共工程创造就业，加强社会福利解决贫困问题等。
从2003年起，阿根廷恢复了经济增长，而且是其历史上难得的低通胀下的高增长。世纪之交的社会矛盾也得以缓解。这使得基什内尔下台后由其夫人继续执政。目前，基什内尔政府正在经历此次金融经济危机的“大考”。不过，建立在历史经验与教训上的“基什内尔模式”或许能够得以延续。
奥图罗·奥康奈尔在接受CBN采访时还表示，2001年金融危机以来，阿根廷开始向中国学习，保持财政盈余和经常账户盈余，自我保护，不完全依赖外国融资。他认为，这是阿根廷在2008年这次经济危机中没有受到太大冲击的原因之一。（作者系本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