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峰
早上8点30，虎门镇龙眼村，一轮旭日缓缓地升起，柔和的光线下是一栋栋工厂厂房。刚刚和老友喝过早茶的张细回到他宽敞的办公室，泡起一杯茶，回忆过去那些激荡的岁月。
“1962年前后，龙眼村许多人只能靠吃木薯度日，我饿到走路都站不稳。”
1979年，由张细经营管理的全国第一家村办“三来一补”工厂——龙眼发具厂，而今已经发展成全球第一大练习假发生产基地。而张细，也成为香港东莞同乡总会的会长，并拥有多家企业。
在张细的身上，浓缩了东莞人“外流与回归”的故事。
1978年起，东莞籍港资企业纷纷回莞举办“三来一补”工厂，自此拉开了东莞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幕。
30年后，东莞已经从1978年只有111.23万人，GDP只有6.11亿元的农业县，一跃成为中国制造业名城和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之一，完成了一个草根城市的蜕变。
两次“逃港潮”
从上世纪40年代到东莞的工业起步之前，东莞有过一段惨痛的记忆。
东莞市首任市长郑锦滔曾经以自身的经历回顾了上世纪40年代那段难以忘怀的历史：当时厚街镇三田村村口有棵大榕树，隔几天就有人饿死在树下。饥饿的村民觉得自己快不行了，就会挪到榕树下去等死——死在榕树下容易被村里的人发现，还有人收殓，而万一饿死在屋里，就没人管了。郑锦滔也沦落到要上街乞讨维生，1941年曾因连续56天餐餐只吃番薯，直吃得手脚水肿。
解放后的十多年里，因为连年遭遇水灾、旱灾，加上1958年浮夸风，东莞的乡镇是一片穷困潦倒的景象。
张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1958年的时候是吃饭是随便吃，后来从红薯粥到野菜粥，吃15碗都不觉得饱，后来只能吃木薯。1961年是最惨的，交了收成之后米缸都见底了。1962年初大旱，过季了还不能插禾。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人想逃到香港。1962年5月1日到23日，张细的两个弟弟和姐姐偷渡到了香港。
“从1960年开始，在一些村镇已经出现了不少东莞人偷偷前往香港的情况，主要是农业失收，大家都吃不饱饭。到1962年，东莞出现了大规模的‘逃港潮’。”现在已经是东莞市政协常委、龙昌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下称“龙昌”）董事局主席的梁麟，在1961年刚刚满12岁时就随“潮流”去到香港。
1962年，梁麟的父亲也到了香港，最初与几个朋友做塑料加工的生意起家，年幼的梁麟在父亲身边帮帮忙，后来与父亲一起从圣诞树树头加工开始，逐渐发展到专门生产圣诞树、西服等产品。到了上世纪70年代，梁麟看中了玩具零部件加工的广阔前景，说服父亲投资买机器设备，开办了龙昌玩具厂。
据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东莞市档案馆编著的《建国五十年东莞大事记》（下称《东莞大事记》）一书记载，1962年5月，由于粤、港边防放宽管理，东莞出现了群众成批外流香港的现象。5月5日到11日，外流群众4000余人。12日至16日，激增至8800余人，以至于个别生产队劳动力几乎走光。
由于是地主成分，张细顶着“破落地主”的帽子在龙眼村当民办教师，但1966年还是被解雇了。既吃不饱还要三天两头在村里被批斗，张细在1971年第一次尝试偷渡，但是搞错了方向被抓回村里。
1980年，张细终于携妻儿到了香港，但一年之后拿到香港身份证，然后重回东莞投资。
有资料显示，1979年到1981年，东莞乃至广东迎来新一轮逃港高潮。据统计，1979年1至5月份，广东省共发生偷渡外逃11.9万多人，逃出2.9万多人，人数超过历史上最高的1962年。
“1962年，香港工业起步，劳工紧缺，许多人偷渡到香港只要肯拼就容易获得成功，但是1979年香港的劳工价格已经高涨，已经到了香港企业往外迁的时候。”对比两次逃港潮，张细认为，1962年的“逃港潮”对东莞的影响更为深远，奠定了以后港资企业回东莞投资的基础。
今天，东莞是除了北京和上海之外中国五星级酒店最多的城市，为数众多的富商巨贾低调地散布在各个镇街。CBN记者在东莞工作的两年里，曾经数次亲见家产不菲的老板晚上在星级酒店里设宴应酬，次日喝早茶却只是稀饭淡茶。他们不是大老粗，只是“花该花的钱，不花不必要的钱”。
“很多人说东莞是一座草根城市，再有钱也是农民，摆脱不了农民的气质，他们的理由就是我们没有文化、喜欢建别墅、住豪华酒店，但是我们当初是怎么过来的，他们并不了解。”
东莞虎门一位亿万富豪在与CBN记者聊到这段历史时承认，有些时候大手笔的支出的确有一点补偿过去的味道，但是如果说东莞是草根城市，那这种草根气质应该是不忘本——“那么多人逃到香港成了大老板，最后还不是回东莞投资办厂了？我懒得跟他们争，我就是农民，从一无所有到现在什么都有。”
“三来一补”曾如星星之火
1978年9月15日，港商张子弥获得了由中国工商总局发放的关于“三来一补”企业的第一个牌照“粤字001号”——太平手袋厂，这是中国第一家来料加工厂。尽管初期规模极小、设备落后，但是开路意义重大，随后在东莞各村镇利用饭堂、祠堂、会场办工厂，承接“三来一补”业务渐渐成风。
1979年，张细的弟弟张光衣锦还乡回到龙眼村投资开设了龙眼发具厂，由张光负责在香港接单，张细在虎门负责日常的经营管理，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家村办“三来一补”工厂。
1980年，梁麟在东莞莞城建起了第一家厂，开始把生产从香港搬到东莞，成为最早回东莞办厂的玩具厂商之一。随后，梁麟每隔几年便建起一家新厂，1985年彻底结束香港的生产，把生产全部迁到东莞，目前在东莞已经拥有五家工厂。
往事如风，但提起“三来一补”起步的初期，不管是张细、梁麟等实业家，还是东莞首任市长郑锦滔，都对当时的艰苦难以忘怀。
“你以为1978年之后加工厂就遍地开花了吗？其实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当时东莞的条件对于发展工业来讲根本就是未成气候。”张细说，当时一方面港商还对内地的政治气氛很谨慎，另一方面，也不是每个回来投资的工厂都能成功，基本上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当时办厂最基本的用电、通讯、运输都配套。想打个电话，都要跑到市里的邮电局，只有2条线，却有几十个人排除，张细戏称：“连上厕所都不敢，怕一回来又要重新排队。更要命的是，缺个螺丝都要跑到香港买。”
但是东莞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发展“三来一补”却拿出了巨大的魄力。
郑锦滔后来回忆说，当时面临的问题是：思想受束缚，有人质疑这是不是在搞资本主义，但后来证明，东莞顶住压力谋发展是对的；没有资金、人才、工业基础（连厂房都没有），于是东莞便提出“四个充分利用”，分别是会堂、食堂、祠堂和仓库。
1978年12月21日，东莞县来料加工装配业务领导小组成立，下设办公室，这是全国第一个加工贸易装配办公室。郑锦滔作为县长亲自担任组长。
这个办公室还开启了一个窗口对外一条龙服务的先河，郑锦滔要求各个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都要带公章来一起上班。对于每个项目，一旦四个谈判小组谈好了，就拿到办公室马上审批，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招商引资非常通畅。
从此，“三来一补”以燎原之势迅速在东莞的镇街之间铺开，并且形成了厚街镇鞋业、虎门镇服装产业、长安镇五金模具产业、大朗镇毛纺织产业、大岭山镇家具产业等多个产业集群。这种各镇的产业皆可独当一面的情景，被形象地比喻为东莞的镇街“诸侯经济”。
2008年10月，拥有6000多名工人的港资东莞合俊玩具厂倒闭，引发了外界对东莞出现企业“倒闭潮”的猜测，随后多个镇街的大量外来工如潮退般离开东莞。
而此前的2007年5月，当年风光无限的“粤字001号”、被誉为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工厂的虎门太平手袋厂厂房遭到拆除。
许多人感慨，这对于东莞，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告别。
撤县建市与扩权强镇
可以说东莞早期招商引资的成功以及大批企业能够迅速由小做大，都离不开各镇灵活地把握政策空间和市场方向的支持。在浙江绍兴、义乌等地的扩权强镇正准备在镇里设立一些分局以下放权力的时候，东莞很多市局单位其实早已在32个镇街设立分局
1984年、1985年，在东莞的多个镇街已经建立了许多“三来一补”工厂，但是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1984年，当时许多中央领导来东莞视察，觉得东莞是“满天星斗，独缺一轮明月”。
“三来一补”工厂在各个镇街星星之火的局面，使东莞有了上大项目的愿望。1984年，东莞提出引进彩管厂，但是国家计委的负责人却答复说：“这么大的科技项目，东北三个省都搞不起来，东莞一个县就想搞，怎么可能呢。”这启发了东莞要大胆创新，有了东莞升格为地级市的想法。
经过多方努力，1985年9月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东莞县，设立东莞市（县级）。1988年1月16日，广东省政府向全省各地转发了国务院的批复函，东莞撤县建立地级市，结束了东莞1000多年县级建制的历史。
升级为地级市，东莞变成了市直管镇，没有县一级。这大大提高了东莞的办事效率。
郑锦滔做了对比，以前东莞的事情，要报惠阳批，再由惠阳上报到省。而升格之后，东莞直接管到镇，相对于原来的行政办事程序，无形中缩短了时间和提高了效率。东莞的政策空间也大多了，引进3000万元以下的项目，东莞可以直接审批。
郑锦滔曾经感慨，如果东莞不是地级市，根本不可能有后来的规划建设水平，改了市之后，大大地促进了东莞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东莞的影响非常大。
东莞建市之后，继续追求引进彩管厂这个大项目。当时争取这个项目的有多个城市，而东莞给评审团的印象就是搞来料加工的，没人才，也没资金，更没技术。
为此，郑锦滔亲自飞往陕西咸阳，动员陕西咸阳彩管厂的王厂长来东莞。1988年，王厂长带了28位工程师到东莞，开创了后来的彩管厂。郑锦滔还亲自带人到香港的中资、外资银行贷款，同时召集本地银行开会筹集资金，终于凑齐了买设备的钱。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在香港聘请了当地实力和影响力比较大的30个人，组成一个东莞经济顾问团。每年开2到3次会，一是听取他们好的建议和意见，二是让他们发动一些香港人来东莞投资，两方面的作用都很大。因为当其时正值香港产业转移，所以东莞的来料加工发展得很快。”郑锦滔在香港的招商显得非常灵活。
“当时我是郑市长在香港的‘司机’，上世纪80年代初我已经在香港站稳脚跟并且回东莞投资办厂了，郑市长在香港拜访了很多企业，不少都是我开车载他去的。”梁麟曾经对CBN记者回忆，东莞最初的招商引资，得到了东莞籍香港企业家的大力支持。
经过一系列的努力，1993年，彩管厂正式投产了。在镇街做成一些大项目后，东莞的形象得到了改观，既有满天星星，又有明月当空。
而东莞的镇街经济，也在市直辖镇的框架下，获得了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2008年，东莞虎门、长安和厚街的GDP都超过180亿元，这三个镇所在的沿海片区是东莞实力最强的片区。8月27日，在厚街镇举办的东莞沿海片现场会上，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提出，这三个镇要按中等城市的标准来建设。
“20年前，我们刚办厂的不少企业几年都没有纳过税，政府给了足够的空间让企业成长。”两年里CBN记者接触的多个东莞企业主都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不少东莞的企业家在公众场合不愿多谈创业初期的故事，但是私下，仍然怀有对那个时期“野蛮生长”的感情。
可以说东莞早期招商引资的成功以及大批企业能够迅速由小做大，都离不开各镇灵活地把握政策空间和市场方向的支持。在浙江绍兴、义乌等地的扩权强镇正准备在镇里设立一些分局以下放权力的时候，东莞很多市局单位其实早已在32个镇街设立分局，比如公安分局、劳动分局、工商分局等等。
8月14日下午，东莞市召开了扩权强镇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成员会议，对扩权强镇试点工作进行部署，明确了扩权强镇试点工作将于9月底前完成方案，10月起正式实施。但林江表示，东莞市其实早已将一些权力下放给镇街行使，但是在“退二进三”和“三旧改造”等方面东莞仍有不少放权的空间。
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转身
镇街“诸侯经济”崛起的背后，是东莞以“三来一补”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租土地形成的“租赁经济”一度兴旺发达。
东莞曾先知先觉地尝试转身。
1994年10月23日，中共东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认为东莞已经基本实现农村工业化，并确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战略，内涵是由劳动密集型工业向技术密集型工业迈进，使“数量型”经济逐步向“质量型”经济转变。
时任东莞市市长李近维开始对东莞的村和镇清产核资，对过去自有资金少，大量靠举债加快建设速度的模式进行反思。他清醒地认识到，东莞不是发展慢了，而是快了，需要压实一下基础。
尽管当时东莞有“李市长是不是太保守了”的疑问，但是李近维却有着清晰的逻辑：举债建设的背后是土地的大量快速消耗，要控制土地消耗，必须防止乱举债。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报告里，明确地提到“以1980年为基数，改变耕地用途已超过一半的、或人均已达到150平方米的，除国家建设需要外，原则上不能再占耕地，促使其向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
然而由于“三来一补”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简易上手，而依附这种模式，村集体和村民依靠厂房、民房出租即可持续实现可观的经济收入（亦称“租赁经济”），村集体70%以上的收入依靠土地租赁、村民每月收租金高达数万元的情况比比皆是，这种经济转型的自发动力并不强。
进入2007年，在内部资源瓶颈制约越发严重和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东莞的经济社会双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迎来了契机。
2007年，东莞市长李毓全表示，东莞最多还有10%的土地可以利用，按照目前的消耗速度，只能保障6年左右的用地。增量土地的严重稀缺，使得东莞不得不从存量土地和现有的产业结构上作调整。
今年一季度，东莞遭遇了30年来首次经济负增长的尴尬局面。然而，进入8月份，东莞多个行业又出现了订单回升，甚至短期内出现了招工难的现象，回暖迹象明显。
能否承受短期的经济下滑，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完成从粗放式增长到集约式增长，这是东莞当前面临的挑战。
“现在是东莞大浪淘沙的时期。过去20多年，东莞兴建的工厂、生产的东西太多了，有一点资金、懂一点技术就可以办厂做老板，现在是消化这种‘膨胀’的时候了。”久经风浪洗礼的张细认为，东莞必须经历这个产业和人力结构优胜劣汰的阶段，才能重新焕发活力。
两年里一直有外资企业大规模逃离东莞的说法，张细对这种说法有自己的清醒认识——东莞确实有不少港资企业离开了东莞，但是根基扎实的企业基本没动，是这些企业的增长支撑起当前的经济增长。
“上屋搬下屋，少了几担谷。”张细认为，产业结构的调整意味着要承担短期的经济下滑。东莞真正的困难，是怎么完成传统产业的转移和新产业的成规模落地。从虎门龙眼村的情况来看，搬出去的企业远多于新引进的企业，但是东莞的政府服务、产业配套、地理优势等发展条件仍然十分突出。
几年前就未雨绸缪兴建新厂的梁麟，在常平拥有他认为的“东莞最好的玩具生产基地”，龙昌没有盲目扩张但随时做好了争取市场的准备。龙昌在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设立了龙昌国际机器人科普教育基地及研发中心，除了研发，还组织国内的经销商进行培训，力图拓展国内市场。
“不能指望东莞经济社会双轻型会一下子就实现，因为涉及到产业和人的调整是需要时间来磨合的。” 梁麟微笑着告诉CBN记者，“我1980年在东莞办厂，但是直到1985年才真实结束香港的生产全部搬到东莞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我们要做好准备，要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