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的《时代周刊》曾经做过一个关于中国企业新贵的报道，其中描述了它眼里中国新贵的生活方式：有人用15万美元为自己的儿子订做了一幅油画，有人一顿饭花去1万元，还有人住仿白宫、吃炖海鳗，甚至狂言说，没有钱你能做什么？
当时，这样的生活方式引起的心理反差是巨大的。很多中国人都富起来的今天，回头看，其实那只是选择和偏好的问题。
六年之后的全球性经济萧条，已经使很多人明白，其实企业经营者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工作。优秀的企业经营者，保证了这个民族在世界的产业之林里处于令人仰视的地位。企业经营者的工作，是一种风险选择和运营最优化的职位。换言之，在进入某一市场时，企业的经营者承担风险做出决策，而在日常的工作中，他负责不断优化，使运营的成本最低，以便在竞争中站稳脚跟。
企业经营者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多少有点学校中优等生的地位。正如优等生在升学和就业选择时可以多样化一样，成功的企业经营者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上也有多样性。他们既可以选择简单的生活方式，也可以选择奢华的生活方式——很简单，他有能力为任何生活方式买单。
我访问过《时代周刊》写作那个报道的记者汉娜·比彻，从一个记者的角度，她做到的是诚实，记录下了她看到的事物。不过，如果不是有意选择奢华的人物来做报道的话，那么她的运气肯定不太好。她正好碰上的是像王石、黄巧灵这样的地产商。地产这个产业，由于其特殊性，一直处于奢华而喧闹的中心。他们的生活方式不足以为所有的中国企业经营者画像。
当下，我以作者的身份再次进入到企业经营者的生活，发现的还是多样性。在浙江宁波的一个工业开发区里，我看到的是不同产业的竞争度和开放度甚至直接与经营者的生活方式相关。在产业竞争度高的服装业，我看到了大多都吃食堂的经营者。而在政府大力支持的高科技产业里，则大量地可以看到高档宴请、高级轿车、高尔夫等高消费现象。
不客气地说，整个被誉为高科技最为集中的IT和互联网产业，对于普通人而言只不过是增加了一些更为方便的选择而已。以前我们写信，现在写邮件；以前我们在商店里买东西，现在在网上买；以前我们打电话，现在用即时通讯工具，如此而已。
而社会资源大量投入到高技术产业，将会带来的结果却会令人十分意外——它会使这些企业弱不禁风，更会带来它们“绑架”政府的可能。当年汉娜·比彻关注的地产业已经“绑架”了政府和银行。今天，中央政府正在为解开这个“绑架”而大费周折。因此整个社会都要明白，我们不能再踏入一个高技术的泡泡中去了。
经营者的生活方式选择，其实与企业的竞争力大有关系。如果说竞争力一半取决于产出的话，另一半则取决于耗费与内耗。消费者不会管一个企业积累的技术有多高深，他们更关心的是产品给自己带来多少福利。而经营者的生活方式之奢华，无疑会直接增大企业的耗费和员工内心中的不平，这都直接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使它无法给予消费者更多的福利。
在全面竞争和经济严冬尚未过去的今天，这是关乎未来的一个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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